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储侍，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惧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是日，上移仗北内（玄武门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及亲近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及至马嵬兵变，贵妃赐缢，国忠被杀，“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循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已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进，宿扶风郡。……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壬寅，上至散关……丙午，上至河池郡。……”[17]恕笔者繁引史料，因与“欲往城南望城北”之解关系重大。当“胡尘轻拂建章台”的时候，“圣主西巡蜀道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这个逃亡天子李隆基原来是“然之”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即决定“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不料马嵬兵变，“虑违众心”，以采纳韦谔“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的建议为幌子，宿“扶风”上“岐山”“宿陈仓”上“散关”“河池”绕了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到了蜀地成都。上述所经之地如“扶风”“岐山”，均在长安城之西北，玄宗意在逃往长安西南之成都，都围绕经过长安西北州郡，岂不是“欲往城南向城北”吗？“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把“向”释为“望”不是更顺理成章吗？可见杜甫诗中所写的，乃是史实。诗人“潜行”于“曲江”，看到眼前“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情景，当时“九重城阙烟尘生，千骑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一幕幕出现，自然又想到“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唐玄宗。这样的狼狈下场难道不可哀吗？当年“霓旗下南苑”的威武一去不复返了，只落得绕道奔蜀，逃命，“明眸皓齿”的贵妃，也只剩下“血污游魂”。“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衬托之笔，极言花草无知，年年依旧，蒲柳自绿，又何足怨呢？倒是“人生有情泪沾臆”，“此恨绵绵无绝期”啊！这也就是杜甫“哭吞声”的原因所在。真可谓‘黄昏胡骑’二句”才真正“含当时情景且与起二句相应”。杜甫挖掘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哀情出之，既总结了亡国教训之痛，又表达了自己爱国之忱。以笔者拙见，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在仅有的二十句诗中，熔“纪事”“抒情”于一炉，诚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又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前人把它跟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长恨歌》作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1]
所以《哀江头》末两句可散绎为：暮夜降临，叛贼在长安城内烧杀掠抢，闹得乌烟瘴气，血腥满城。一年前，皇帝玄宗“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绕道逃亡的血的历史可千万别重演了，“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历史悲剧多么悲哀啊！我只盼望早日收复长安，快点结束战乱，“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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