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对内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乱之后，王朝虽已开始衰败，但此风犹在，而杜甫的生命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通，所以自然也感染了这种恢宏的气度，创作出“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8］的博大境界。其次，杜甫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儒家崇尚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厌恶极端和偏颇，“温柔敦厚”成为其诗歌理论的主要命题。这些都意味着应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一切智慧要在不愠不火、冷静客观中体现出来。杜甫正是在他的诗歌理论中渗透了这种“博”、“仁”的儒家精神，所以无论评论古人还是今人时，他始终目光和蔼、内心真诚、充满善意与关爱。此外，从文学理论批评自身发展的的角度看，对于那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迟迟难辨是非的问题，人们投过太多的白眼，贬低、指斥，甚至责骂，这其间夹杂着社会的目的性和个人的狭隘性，无论是对于历史上的诗人，还是对于历史都是有欠公允的；诗至杜甫如日行中天，而“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9］最美的时候终于到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备了，从诗作到诗人都成熟了，该是用正眼从容看取一切的时候了，就这样杜甫以雄厚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诗歌理论诞生了。综上，以《戏为六绝句》为代表的杜甫的诗歌理论，之所以能够折射出诗人敏锐的眼光和公允的态度，是与诗人所处的伟大的时代和诗人自身所具有的伟大的情感分不开的。
这组诗题虽言“戏”，但却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杜甫的诗论并不像陈子昂、李白以及后来的白居易那样，为了救时救弊、突出地强调某一个方面。他在创作实践上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他的诗论也是如此”，［10］以其精辟的观点、历史的态度奠定了他在唐代诗歌论坛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更为唐诗的继续繁荣开辟了道路。
【注释】
[1] [4] [5]参见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3] [9]参见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黄珅.杜甫心影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参见《新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10]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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