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生活在唐代统治者奉行“儒以治外，佛以治内，道以为祖，三教并举”治国方略的盛唐时期，他一生历尽坎坷，晚年虽身居高位而心意彷徨，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王维以诗赋情

，借诗咏怀，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左右下中国诗人共同的思想轨迹。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考察其对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对文学批评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于其诗作能将佛之真谛演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被尊为“诗佛”。清人赵殿最在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的题序中，称“右丞通于禅理，故语无

背触，甜澈中边，空外之者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实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之于离即之间，骤欲去之而不可得。盖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这不仅从美学特质与审美效果两方面

给王维以至高评价，而且明白指出王诗达到如此高度的原因在于他深通佛理，能以诗释佛。
　　毋庸讳言，王维精通佛理，笃信禅宗，并能将禅理幻化成人生的审美情趣，进而将禅之境界融之为生命的体味，以至诗作达到独标高格的境地，但由此认为王维“以诗释佛”或“以佛入诗”，并将

其尊为“诗佛”，则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了。
　　作为意识形态的诗歌创作，都毫无例外地受到诗人所处特定社会的政治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影响到诗人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也影响到他的文

化心理和情感旨趣，更重要的是，影响诗人创作的，还有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创作，首先应探讨其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
　　王维所处的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问，统治集团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思想七采取儒、道、佛三家兼容的态度。首先，科举取仕，以儒家经典为要，确定了儒家思想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

的统治地位，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持儒家入世进取的精神，在人生信仰、价值取向、生活情趣诸方面均受儒家思想支配。其次，唐朝统治者自称李耳后代，利用道教来抬高自己的门第，以抗衡门阀势力

的挤压。他们给道士极高的地位，有时甚至将道教排在儒、佛之前，为道教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再次，佛教在唐代亦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禅宗，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将其教义深深楔入中

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土壤之中，使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统治集团三教兼收并蓄，唐玄宗既亲注《孝经》，又亲注《道德经》，同时又亲注《金刚经》，颁行天下。儒、道、佛三家在皇权倡导

下，不断强化着各自在思想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唐代统治者“儒以治外，佛以治内，道以为祖，三教并举”的方针，其实质就是“以儒学治世，以佛学治心，以道学养性”的统治方略，儒、道、佛三家在融合的基础上，各有妥协。妥协的结果，

深深影响着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在诗歌领域，诗人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就某一诗人甚至某一流派而言，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夹杂佛道的学说；或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杂之以儒佛

思想。甚至某一诗人、某一特定时期亦会受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左右。有的诗派乃至诗人，其诗作体现了道家回归自然、遗世高蹈的洒脱与清逸，糅之以禅家超凡脱俗、因色悟空的静谧旨趣；有的诗

派乃至诗人，其诗作既体现儒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人世情怀，亦不乏道家奇异的想象与瑰丽的纵逝。凡此种种，皆因诗人不同的人生追求、个人境遇、审美情趣千差万别。至于专一于某一特定的宗

教学说，用诗作演绎特定的宗教思想，只有如僧侣或道徒方能自觉担当其职责。
　　王维秉佛不是僧侣，趋道亦非道徒。作为一介儒生，一生历尽坎坷。晚年虽身居高位，但依然心意彷徨，无意于仕途荣辱。尽管创制了不少饱含佛趣、佛机的佳作，综观其诗作，依然是儒、道、佛

杂糅，以诗抚情，借诗咏怀，只是由于不同年代的人生轨迹造成其诗作不同的人生感悟和情感表达而已。
　　王维一生创作的近400首诗作演绎了他的生命轨迹，表达了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情感诉求。
　　盛唐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开明，中外交流贯通，鼎盛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士人昂扬的精神风貌。他们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的感召下，用诗歌表达远大的报负和美好的理想，王

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其人生追求的。15岁起，他游学长安，追求功名，希求实现宏大理想。现存几首其早期作品，如《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桃源行》等，声调高朗，

气魄宏大，表达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及美好的生活理想。“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

花竹。”(《桃源行》)这是王维19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题材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全诗32句，写透了云、树、花、竹、鸡犬、房舍以及间巷、田园的美景，处处洋溢着人间田园的勃勃生机

，表达了王维青年时期美好的生活愿望，格调高远，情绪开朗，儒家进取的精神溢于言表。
　　王维21岁擢进士，释褐太乐丞，不久因事获罪，贬为济州司仓参军，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便开始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开元二十二年，34岁的王维向宰相张九龄献诗以求汲进，第二年官任右拾

遗，心情极为兴奋，以为自此即可施展抱负。不久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执掌朝政，排斥异己，权势日炽，王维产生归隐的念头，此时的不少诗作表达了超脱归逸的情绪。尽管如此，其基本的人生态度

尚是积极的。其间，王维一度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塞上，这一时期创制的边塞诗依然洋溢着阔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人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诗人将豪逸之气融贯于塞上景物之中，那无尽的长河，戈壁的落日，孤堡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陇西行》)诗作撷取军使飞马告急的特定片断，渲染了危急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透露出热烈而镇定的情绪，字里行间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王维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王维早年不可能不受到佛学的影响，但此时的诗作却了无禅机，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儒家的文化精神。
　　修、齐、治、平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由家而国、家国一体，与之相适应的是思想观念和社会规范。儒家文化

要求以个人修养为中心，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报效国家为目标，以实现宏图大志为己任，这种精神的昭示，构成了士人的价值取向。他们在高扬的目标指引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奋发进取的

风貌去铸就人生的辉煌，即使 遇到挫折，也依然处之泰然。应该说，王维的诗作反映的正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精神状态。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人世的精神文化，那么道家则是出世的精神文化。道家学说的核心是老庄思想。老子认为，宇宙万物都符合“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规律，人生无须由天主宰，更无须

由人安排，一切要顺应自然，只有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才能得到无限的自由。庄子强调消除名利，“削迹捐势，不为功合”。这样，捐弃功名，淡泊名利，归隐山林，以求得与自然的贯通与融

合，成为不少仕宦在受到官场打击失意时的人生选择。与其他士人一样，王维也同样以这样的思辨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送别》)诗人在劝慰友人“不得意”的心情时用“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道出的却是个人的苦衷和隐逸的志趣。尘世的功名利禄总是有尽头的，只有那山中的白云没有尽时，一个人只有在白

云深处才能感悟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逍遥优游。正如道家所强调的，人只有按照自然本性生活，不为名利所诱，不为物欲所困，保持心灵的恬淡虚静，才能达到与天合而为一、与道同为一体的境界。归

隐山林，在隐逸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并希求与自然幻化为一，实现“齐物我，齐是非”的至高境界，显然是王维宦海失意后的一种人生i自求。“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漆园》)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形之为“偶寄”，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便无可无不可了，这就表达了王维归隐山林的生活旨趣。必须指出的是，道家和道教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王维厌弃道士们炼丹服药祈求长生的虚妄说教，但并不能就此推衍出王维反对道家，在精神追求上没有道家颖悟的结论，否则，就无法去体味王维为数不少的归隐诗所表达的蕴意。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至德元年，叛军攻陷长安，王维被迫接受伪职。次年两京收复，他被定罪下狱，旋即得到赦免，官复原职。尽管后来步步高升，以至任尚书右丞，但官场的云谲波诡，尔虞

我诈，已使他无意于仕途，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处，以赋诗咏怀，参以禅诵为事。
　　王维系佛家信徒，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据《旧唐书·本传》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王维所处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且受母亲的影响，他一生几经沉浮，埘人生

的价值和命运在不断思考后，总要在佛理中找出精神解脱的方法和依据。对佛禅密宗不断地探讨和思辨，使他的佛学造诣达到了相当深度，诗歌中充满了禅机和禅趣。然而，诗中所寄寓的禅意究竟是一

种什么样的佛家境界，就非常值得探讨了。
　　宦海沉浮，王维一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故，造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就才学而言，他有超人的秉赋，在对时世作出判断后，却又不敢坚持一己之见，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方式，虽然保全了生命，但

不仅没能消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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