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出他在李林甫“罗钳吉纲”之中避世远祸的心理状态。安史之乱被俘，为了求生，他只能含辱忍垢。王维自己说虽早已“倦于仕途，厌于奉制”，而所以“沉吟未能去”者，多因“世纲婴我故，小

妹日长成，兄弟未有趣，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的“人情翻覆似破澜”(《酌酒与裴迪》)，又慨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

处销”(《叹白发》)。官场的倾轨，人生的艰险，使其要逃脱现实，但又为生存而累，佛学的义理，恰好给这种心态提供了寄托。王维在佛学中感悟到了生命存在的真谛。佛家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只

有视万有世界和“我”为“空”，才能真正摆脱痛苦。要解脱痛苦，必须熄灭一切欲望，达到“涅槃”的境界，“涅者不生，槃者不灭”。寂灭一切烦恼，圆满(具备)一切清静功德，方能实现人生的最

高境界。而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在未获解脱前，都必然进行生命的轮回，永无终期。这样，清心寡欲，寻求空灵，便成为佛家信徒所追求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佛教于西汉末始传入我国，至唐几百年间，佛教经典浩如烟海，玄奥精密，要将其教义寓于诗歌之中，于山水田园的审美中演绎佛学之义理，并非易事。王维精通音律，擅写山水田园，借助匪夷所

思的想象，想落天外的遐思，能够将佛学真谛演绎得出神入化。“一悟寂为乐，此日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饭覆釜山僧》)“莫惊宠辱空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黄帝孔丘何处问，安

知不是梦巾身。”(《疑梦》)“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从贪如觉贫。色声非彼妄，浮幻即我真。”(《与

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者》)既然万物皆空，并非实有，那么人的肉身自然也是虚妄的，因此工维将之比做朝露与梦影，空如水月，幻如飘风，感到虚而又虚，因此大可不必因客居异乡而生思乡之

情，也不必因升迁浮降而作喜作悲。人的烦恼是因内心不静，故不必迁怒于外物，正所谓：“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联想到王维早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芙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及“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相思》)的思乡之愁，凡俗之恋，不难看出，悟禅释佛仍是他几经沧

桑后的人生感悟，借诗咏怀，以诗抚情，正是诗人思想情感的诉求与喟叹!
　　佛学义理在中国演绎为禅宗，禅宗的核心亦为“空”。“空”有三种境界：一是“落叶满山空，何处寻行迹”，即寻禅而不得；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即似悟非悟；三是“万古长空，一朝

风月”，即瞬间永恒。“悟空”即成为参禅悟道者孜孜以求的终极境界。王维的山水诗借景悟空的篇章比比皆是：“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还无期。”(《终南别业》)“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秋夜曲》)“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汇流天地外，山色有

空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翁与山翁。”(《汉江，临洮》)“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在所有的“空”中，一切的怀疑彷徨、急躁紧

张、焦虑烦恼均可置于身后，所有的功名、利禄、恩怨、荣辱、毁誉都消逝在自然美景之中。从“人闲桂花落”到“深林人不知”，再从“空山不见人”到“涧户寂无人”，其创作主体一步步地退出诗

歌境界，隐藏于大自然的青山明月、茂林修竹之中，伴花开花落而起舞，随碧涧红尘而飘荡。王维那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感悟，流之于心田，行之于笔端，在“画中有诗”、“诗中 有画”的审美愉悦

中，处处充满禅机禅趣。这大概正是王维被尊为“诗佛”的原故，殊不知，王维在禅机禅趣中饱含了多少人生的酸楚与感悟。
　　综观唐代诗坛，儒、道、佛三家对诗人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就某一诗人或某种流派而言，很少单独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响的，大多诗人儒、道、佛三家思想均有体现，只是成份多寡及或隐或显

而已。儒家思想影响，表达出一种进取精神，道家思想影响抒展的是瑰丽的想象，佛家思想影响则阐释了人生的颖悟。一切都在于诗人不同的境遇造成的不同生命体验，王维当然也不例外。
　　儒、道、佛三家互补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都是巨大的。
　　儒道两家是在就如何把握社会与自然的不同角度对自己的立场进行阐发的，双方均各持一端，使其在对立中实现互补和互融。儒家崇尚仁政，道家师法自然：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统一，以维护既定

的宗法秩序，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自然意志。儒家思想是人世的、功利的，道家思想是出世的、超然的。在人生哲学上，儒家提倡修、齐、治、平，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道家则睥睨万物，超然于世，他们希求寄居山林、浪迹江湖，以求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求得精神解脱。另外，儒家主张阳刚

，道家强调阴柔；儒家在人生态度上持一种刚健有为，奋斗不息的精神，道家则秉持清心寡欲、见素抱朴的生活哲理，追求的是一种无欲无争、无知无为、贵柔守雌的生活目标。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其本身的发展来看，是通过摄权儒、道思想后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诸如天台宗、严华宗、法相宗、禅宗等。就儒佛两家而言，在其基本的主张上应该说是相抵

触的。儒家的忠君孝亲是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而僧人出家，目无君父，在儒家看来，是被视为悖逆人伦的行为。唐高宗曾命令沙门向君主和双亲跪拜，就受到僧家抵触，后在政权的干预下，佛教方大

力宣传孝道，并编造出讲孝的佛经，这时的佛教，已经开始向中国化转化。但在出世与人世的问题上，两家依然各持一端。
　　就道佛两家而言，虽然都秉持出世哲学，但在人生哲理的思辨上，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的目的是为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以求来世得到好的报应。是为轮回。道家只重现世

而不信来世，认为轮回说是虚妄的，人生更无所谓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身顺应天命、合乎自然，旨在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道佛二家在唐代激烈的争斗

与互相妥协，使其人生哲学的义理也在不断穿插，道家的不以物累与返璞归真，无为无不为与不为人先，与时迁移和功成身退，佛家的心如古井，随缘而安，与世无争，无我无常，缘起轮回等，在士人

那里均被因个人境遇的转换而为我所用，各取所需。
　　儒、道、佛三家在人生哲学问题上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及士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颇大的影响，使不少士人乃至官吏，在人生追求上，进退容与。他们既可以选择积极的人

生态度，怀着“济苍生”、“匡社稷”的抱负，去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同样，也可以选择超然尘世、自甘沉寂的隐士生活；还可以选择闭门参禅、超然人生、寄情于极乐世界的精神追求。从

唐代乃至唐代以降的历史上看，更多的情况是，士人们在年轻时接受了儒家思想，本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统，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在经过一番奋斗，或在人生道路上遭遇

不测，或在宦海生涯中蒙受打击，一夜之间命运遽转，挫折失意之际，道家的返归自然、追求解脱的主张就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蔑视权贵，敝屣功名。而道家秉持的逍遥齐物的人生哲学及超然

于物外的人生态度，又有助于安慰甚至抚平他们被创的心灵和抑郁的情怀。此时的道家思想，对在仕途和官场遭遇坎坷的文人和官吏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但一遇机会，被重新起用，他们马上会转变

人生态度，去“保民而王”，重新祭起儒家学说，义无反顾地走上修、齐、治、平的道路。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另一方面，由于佛学义理强调外界的虚

妄，使人在事业受挫、理想幻灭时，通过反省来扫除忧郁，而在宠幸加身、志得意满时，亦要通过自省，感悟出人虽在尘世之中，依然要做到心超然于尘世之外，达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的地步，方能

实现最高的人生境界。这种玄机为不少仕宦吸纳，在历代诗文中亦屡见不鲜，斑斑可考。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上去解读历代的诗人和作家，就会发现这一共同的思辨特色。考察王维的人生和诗作，应该说他的情感和诗歌同样没有超出这一思想轨迹。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全面把握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理解评判诗人的创作，将不失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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