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进而又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在众多的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界定当中，最能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
生态批评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生态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的批评，就像精神分析批评或神话原型批评那样。其实不然。虽然有的生态批评家引用了一些生态学研究成果、环境科学研究数据，但从整体来看，生态批评里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不突出。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克洛伯尔对这一点有明确论述。他说：“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
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诚如乔纳森·莱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作者还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某些当代文学作品。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伯尔在对西方批评界影响很大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将“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的”(ecological)概念引入文学批评。
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
1985年，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书：弗莱德里克·威奇编写的《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这本书对激发美国教授们开设有关生态文学的课程并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
199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贝特出版了他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文学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在这部书里，贝特也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他称之为“文学的生态批评”(Literary ecocriticism)。有学者认为，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同年，现代语言学会举行研讨会，议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
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ASLE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ASLE是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批评学术组织，在世界各国有会员千余人，在英国、日本等国还有分会。它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1999年和2001年的年会都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规模盛大。此外ASLE还经常举行小型研讨会，出版会刊，介绍最新的生态批评成果，发布“学术讨论问题清单”(The ASLE Discussion List)。
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eco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并对生态批评的特征、产生原因、批评标准、目的使命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
1995年6月，ASLE首次学术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会议收到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同年，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出版发行。人们一般把ASLE的这次大会看作生态批评倾向或潮流形成的标志。同年，哈佛大学英文系的布伊尔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他以生态尺度重审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写出了这部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
1996年，第一本生态文学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由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出版。这一著作被公认为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文献。全书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讨论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书后还列举并简介了截止1995年底最重要的生态批评专著和论文。格罗特费尔蒂女士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文学与环境教授”(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头衔的学者。这位内华达大学教授从事生态批评长达二十年之久，是“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前任会长现任执行秘书长，也是《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创办人之一。
1998年，由英国批评家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的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在伦敦出版。这是英国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它分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的历史和当代生态文学三大部分。理查德·克里治在论文集的前言里说，生态批评是“一门新的环境主义文化批评”。“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同年，ASLE第一次大会的会议论文集也正式出版，书名为《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
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著名批评家默菲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生态批评近年来发展的突出特点。为充分展现这个特点，默菲主编出版了一部大型论文集，即1998年面世的包含了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生态批评论文的《自然文学：一部国际性的资料汇编》。默菲说，“生态批评的发展需要对世界范围的表现自然的文学进行国际性的透视”，而他主编的这部论文集“就是在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默菲还以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权威人士的口气对他的美国同行要求道：“当然不必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批评家，但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员占有职位的所有院系，都应当把生态批评包括到所开设的课程里，即使是仅仅为了满足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兴趣和需要也要这样做。”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近十年来，美国大学里有关生态文学或文学与环境的课程戏剧性地猛增。例如，布伊尔的那本广为学界引用的生态批评专著，就是在他为哈佛学生开设的“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耶鲁，英文系从本科一年级到研究生阶段，都有相关的生态文学课程供学生选修。该系前系主任彼得森教授说，学生对生态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许多研究生把博士论文选题定在文学与自然这一生态批评领域。内华达大学是全美生态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那里，云集着一大批以生态文学为专业的教授、访问学者和博士生。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生态批评的重镇。
1999年夏季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共发表十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其中包括菲利普·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贝特的《文学与环境》和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后者将生态批评的崛起比喻成在生态危机的时代里批评家对传统文化声势浩大的造反或起义。同年10月，更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也开辟了一个特别论坛，向数十位一流学者征文，专门讨论生态批评。在这一期会刊上发表了14位著名批评家(包括布伊尔、默菲和斯洛维克)的文章。
2000年6月在爱尔兰科克大学举行了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是“环境的价值”。同年10月，在台湾淡江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国际生态批评讨论会，议题是“生态话语”。会上，英国利兹大学的吉福德教授向各国学者呼吁：“把生态批评引入大学课堂”。
2000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著作主要有默菲教授主编的论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贝特的《大地之歌》等。与其9年前的那部著作不同，贝特的这部生态批评专著将批评视野从浪漫主义文学扩大至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整个西方文学，而且深入到对生态批评理论的探讨。
进入新千年后，生态批评更加迅猛而深入地发展。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对生态批评进行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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