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发展主义。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否定性思考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发展，还是生存﹖——发展有助于生存还是有害于生存﹖当代人类的发展还是子孙后代的生存﹖人类的发展还是其它物种的生存﹖能否和怎样兼顾生存(包括子孙后代和自然万物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越来越重大。

    再次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芒福德、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科技的批判为什么不能被多数人、特别是被多数决定着社会发展模式的政治家和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在充分揭示科技发展对生态的灾难性破坏的基础上，如何评价科技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危机的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怎样促使科技发展走上真正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负责的道路﹖

    最后是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怀泽、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家与生态》(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生态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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