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循环阅读”的操作方式及其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不同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极为明显,故而只有在特定文化语境与文本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发现文本生成的逻辑轨迹;又由于士人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的实际建构者,他们的文化心态与人格结构对文本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只有在文本与士人阶层具体价值取向之间进行“循环阅读”才能揭示文本蕴含的文化意蕴。作为例证,文章分析了《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与特定文化语境及士人心态间的紧密联系,指出这部小说是在“道学”语境中用通行的士人话语对“三国”故事的重写。　

引言:何为“循环阅读”?

所谓“循环阅读”是指将文本的意义网络及其构成模式与特定文化历史语境的意义生成模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获得两个方面的阅读效果———一方面对文本世界所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有所领悟;另一方面对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之于文本的制约作用产生清晰的认识。这种批评方式的提出完全是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学科分类不清晰,在属于不同文化门类的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现象过于严重(例如诗学理论中充斥着大量来自经、子等哲学伦理学著作的范畴)。这种文化现象表明: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体化程度过高,无论人们谈论什么话题,都显示着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即士或士大夫)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与生存方式过于稳定、一成不变。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话语权力的持有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人格结构,从而也决定着特定学术文化的话语形式与价值取向。因此,士人阶层社会境遇的有限变化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演变的契机。

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格结构、价值取向究竟怎样呢?对此我们不妨借用几个三角形来表示:　　

图1所示乃是士人阶层最基本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向往君权,欲借助于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而具有趋向君权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大都来自于社会下层,与平民百姓有着天然的联系,有着对“民”的眷顾之情。这意味着士人阶层处身于君权系统与平民百姓之间,身上承受着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与吸引。士人的这种社会地位直接决定着他们的人格结构。

图2所示乃是士人阶层人格结构的三大基本维度———君权的维护者与制约者;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个体精神的看护者。士人们总是试图同时扮演这三种角色,他们自认为对君权和百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又对自身个体心灵的自由与超越极为重视。这就构成了士人人格的三维结构。

图3所示乃是士人阶层基于其特殊的人格结构而形成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为社会教化的实行者,他们是站在君权立场上向平民百姓言说,目的是使君权统治获得合法性(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君主统治只是在士人阶层不厌其烦的言说中才获得合法性的),让百姓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作为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他们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向君权言说,目的是使统治者最大限度地克制私欲,做到仁民爱物,使百姓安居乐业;作为拥有文化知识的生命个体,士人们又要看护自己的精神家园,追求自由自适的人生境界。

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文化正是士人阶层上述价值取向的产物。所以要对古代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就不能不关注士人阶层特定的社会境遇与文化心态。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循环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这里即以《三国演义》为解读对象,检验一下这种阅读方法的有效性。与《水浒传》、《红楼梦》等其他中国古典名著不同,《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从总体上看,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与史书(陈寿的《三国志》)十分相近,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忠实于史实的文学作品。然而它的文本意义及阅读效果却与史书大相径庭,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往论者大抵归因于小说作者的正统观念,即把蜀汉视为汉家天下之正统传承,而以曹魏及孙吴为非正统,故而在描写上有明显倾向性。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所谓正统观念在这里并非是主要原因,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了加强主要原因的力度而添加的辅助性因素而已。下面我们即运用从文本到文化语境,再从文化语境回到文本的循环阐释方法,来考察一下《三国演义》究竟是如何重写《三国志》的,并进而揭示这部历史小说的深层文化意蕴。　　

一、《三国演义》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

所谓“文本意义”是指在小说角色以及角色关系上直接表现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是文本的意义,即它本身并不依赖任何文本以外的因素而存在。因此要弄清楚小说的文本意义,首先必须确定文本世界的主要因素及其关系维度———文本意义正是在这种关系维度中生成的。

文本主要因素是指这样四种角色或角色群体:一是“主导因素”,是指那些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角色。他们不仅构成整个叙事过程的中心线索,而且还集中体现着文本意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是正面主人公成为文本主导因素。二是“负主导因素”,是指那些与文本主导因素直接对立并且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角色。这两种文本因素构成文本世界最基本的关系维度,是文本意义生成的最主要的条件。其他文本因素及其关系维度都是围绕着这两种因素及其关系展开的,可以说是对它们的丰富与补充。三是“从属因素”,即对“主导因素”的补充;四是“负从属因素”,是对“负主导因素”的补充。这四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多层次、多维度的联系,文本的意义网络即在这种联系中显现出来。下面我们即对《三国演义》的文本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分析。

刘备及围绕着他的关、张、诸葛、赵等人无疑是文本的主导因素。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占的篇幅最多,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被当做近乎完人的正面形象来写的。确定刘备等为文本主导因素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代表着文本意义在总体上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价值取向规定着文本意义网络乃至整个文本世界的基本形态。曹操集团当然是文本的负主导因素———他们与刘备集团的对立冲突乃是文本世界中最基本的关系维度。

这部小说的文本意义与文化意蕴都主要是在这个维度上产生的,其他维度只起到辅助的作用。例如,董卓等是曹操(曹丕)行为的预演;司马氏的行为是曹操行为的继续。孙权集团虽是三国鼎立中的一个独立的方面,但从文本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角度看,他们只是作为从属因素而存在的。作为对主导因素的补充,孙权集团在意义与价值的负载上远不能与刘备集团相比。其在文本中的存在价值主要是丰富和补充了主导因素与负主导因素之间的对立冲突———其与曹操集团的矛盾也是文本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刘、孙之间也有激烈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却不具有在整体上改变意义网络之格局的作用,尤其是不具有改变文本意义所负载的深层文化意蕴的作用。就价值取向上说,这个角色群体基本上是“中性”的,既不像曹操之奸,又不如刘备之仁。由于他们作为弱者与作为强者的曹操集团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所以他们在求生存这一点上与刘备集团具有共同性,这就使其行为获得了某种意义与价值。在文本世界中,孙、刘之间(即在主导因素与从属因素之间的关系维度上)的冲突并非意义与价值之间的对立所致,而只是由于个人意气和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因此对于文本意义网络与价值取向并无实质性影响。所谓“三国鼎立”,实际上乃是“二元对立”(《三国演义》亦与其他古代小说一样,只有相互对立的两种价值观体系)。董卓及司马氏集团可看作文本的负从属因素。他们与曹操集团的矛盾冲突也极为激烈,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但从文本意义与价值角度看,二者却属于同类,都是作为否定性因素存在的。他们与曹操集团的冲突同样不影响文本意义与价值的基本格局。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三国演义》文本的主要因素与这些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维度,正是这些关系维度构成了文本意义的生成模式。对于这一意义生成模式,我们可以借用格雷马斯的“意义矩阵”来表示:《三国演义》的文本意义即是在这个模式中表现出来的。但是文本意义只能决定故事的展开与人物的好丑善恶,却无法给出更多的东西,例如,仅仅从文本意义上我们就无法弄清《三国演义》究竟为什么在价值取向上与《三国志》大相径庭。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必须重建文本所生成的文化历史语境。　　

二、重建文化历史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模式

特定文化历史语境是如何决定着文本的意义结构的呢?所谓文化历史语境,具体而言,也就是由若干主要因素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对于处于其中的文本建构而言,也就是一种意义生成模式。《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志》,二者都是一种“历史叙事”,但它们所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与所暗含的文化意蕴却截然不同,这原因即是二者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模式不同。我们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情况。

这部小说成书于元末明初,这是学界定论,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就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演变来看,这正是宋明理学由士人阶层的意识形态渐渐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

的时期,也就是说,此时的理学既有某种士人乌托邦性质,又带有半官方色彩,从而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话语系统。如果将这一文化话语系统视为一种制约着具体文化文本(文学文本与理论文本)意义生成的结构性关系模式,那么,这一模式是由这样几种主要因素构成的:一是“道”。这是古代士人文化的核心范畴,同样更是理学(道学)的核心范畴。它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士人乌托邦精神,即圣贤人格理想。这是自“北宋五子”以来的道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其二,合理有序的社会状况。这即是士人向往的社会理想,如“仁政”、“大同”、“小康”等等,也是君权系统所标榜的“治世”、“天下太平”。在寻求社会的安定与层次井然这一点上,古代士人阶层与君权系统的确有着共同之处,这也正是二者能够长期合作、相互依赖的基础。

二是“势”,即现实权力。这是君权系统的看家法宝,同时也是士人阶层时刻意欲规范制约的对象。在士人思想家看来,“道”与“势”应该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只是在“三代”之时,即夏、商、周时代才存在过,春秋以降就分为二橛了,故而像孔子这样的“道”之承担者,却毫无现实权力,只能称之为“素王”。至于元明之时,当然也是如此。道学家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即是使“道”与“势”重新合二而一,也就是他们常说的“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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