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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时间:2009-8-8 16:44:08  来源:不详
译者、研究者、教授等学院派的学者,也有个别没有外国文学背景而早就从事创作或批评的人。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文学批评出现式微迹象的上个世纪90年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文化的因素引进文学批评中来,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引进文学批评中来,的确有益于丰富变得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手段。

    什么叫“文化研究”?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答案。下面让我来引用其中的两个。

    其一,英国斯太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张平功先生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等人物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注:张平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东南学术》2000年第6期.)

    其二,主持美国费正清中心“文化研究工作坊”的华裔学者李欧梵说:“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2C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á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他们是新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他们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消费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注: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采自《清华大学人文目新网》,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6月18日.)

    其实,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是自今日始,也不陌生。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一些介绍,如卢卡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从1956年起,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由邵荃麟、冯至、陈冰夷等同志领导确定选题,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一大批著作,并由《译文》杂志社内部出版了白皮书。但那时是供研究批判之用的。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苏联革命领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那些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被统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从刊》名义下出版了两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在前言中也历数了这段历史。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是初步的,标明“限国内发行”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对西方的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再次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些,也开始以新的立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如哲学研究所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三联书店1980年)及《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当前在我们这里很热门的威廉姆斯等也做了评价。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宪、罗务恒、戴耘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不仅收入了当代比较著名的西方文化理论著作(节译),也翻译了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的一部分,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而且明显看出编者们意在建构名为“艺术文化学”的新学科。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陆梅林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了西方各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其中有威廉姆斯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的几个章节和《长期革命》(写于1961年)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等。据报纸消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王宁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文集,《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已发表了他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目前我国的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而文化研究却仍然主要是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开展,对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来说,还难免不是隔岸观火,感到陌生和好玩,笔者期望这部书的出版,能对西方文化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起步很迟。戴锦华教授说:“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且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注: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关照》.)尽管戴先生对我国文化研究的诗意的描述很令人鼓舞,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不能照搬照套外国人的什么“元话语”,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范式”脚下而要有创新的精神,等等,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上,压根儿谈不上“已经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只是表现了某些创新的意图——如拓展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内容,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方法,但还谈不上在中国的文化(即使是当代文化)研究上已经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批评家认同了的创新成果。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判断,当下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充其量还停留在约略地介绍外国人的理论原则和企图构建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文化理论框架上,而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繁复、 多样、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考察(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也是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工作模式)、分析和把握。有的论者说,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甚至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好评。我对此论还难于苟同。文化研究这个命题的提出,是敏锐的、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问题的提出当成问题的终结。

     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独特性

    我们今天毕竟比以往任何时侯更为现实地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过程涉及到一切重要的领域,不限于经济。李慎之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注: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又见《世纪中国》网2000年8月21日.)全球化不止是经济全球化,制度上、法制上、生活方式上、价值观念上等多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或快或慢的进行着,其影响也在日益显露出来。

    在文化上,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有吸收、有融合、甚至有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近20年来的情况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吸取一切于中国文化有益的东西,化为我有,以发展和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又面对着西方(美国) “文化霸权”的入侵和威胁,21世纪之初的这次美国“文化霸权”,已不同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那次入侵,来了麦当劳文化、来了美国和日本的歌舞厅的迪斯科文化,来了好莱坞电影文化,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长驱直入地深入到了中国的腹地、甚至到达了相当闭塞落后的角落。这里显示出来的,无疑是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文化态势,在这一轮交流中,对中国人来说,既带来了吸收和交融的机遇,也伴生着排拒和担忧的心理。同时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开放与宽容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胸怀,深信有着几千年历史和富有活力的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的能力,也具有包容和改造异质文化的能力。重要的是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民族独特性。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是:萌芽于五六百年前的昆曲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还是迪斯科和摇摆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责难的,是一种虚弱的保守倾向,而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诚然,历史上曾有一些强大的古老文明,在历史的风雨中淹没无闻了,像我们常常称道的美洲大陆的玛雅文化。但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国文化,不是可以轻易被西方文化吞没和消灭得了的。在中华文化史上,局部文明的消失曾经发生过,如六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七八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之谜,前千多年前的西夏文明,等等,但这些文化的断流并没有影响到中华文化一泻千里、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淌。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来没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个坚强的胃,能够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文化,哪怕是比本土文化先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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