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

    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前后，文艺理论批评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经历了20年的发展变革之后，“新时期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业已结束，一个被称为“后新时期”的时期开始了。开始，我对此论，不大能够接受，也不以为然，认为作为目击者，感到新时期文学仍然“气数未尽”，而在我的观念中，过去的沉痛教训是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了，二者固然无法截然分开，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不必再人为地用政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套文学的发展历史。但近十年来，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不管你承认与否，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越发显示出不可阻遏的趋向。对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被称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兴起，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既往的看法是否正确。文学艺术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文化（文艺）新现象是什么呢？

    ——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及其在文艺上的种种影响的逐渐消除，高举批判和反思旗帜、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和以人的解放为思想指归的新时期文学艺术，经过20年的发展演变，已经为多元的文艺格局所取代。回想新时期初期，大家写文章提倡文艺要“多样化”，力求抛弃和彻底消除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艺教条主义和种种思想藩篱，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强权下形成的文艺作品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局面。“多样化”成为当时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批评家们思想武库中的主要法宝之一。而“多样化”这个词汇所标识的，其实是被限定了的，仅限于题材、文体、风格、表现手法、笔法、技法等方面。那时，一旦越过了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这个“多样化”的“雷池”，而出现“多元”或“多元化”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指责或批评，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也会以既定的思维定势“守土有责”，把住这个关。　“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如隔着难于跨越的一道天堑。而如今，“多元化”已经冲破了精神的封锁，闯过了思想的禁区，而成为经济和文化阐释中的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成为一个公认的文艺理论原则了。西方文化研究家创造了“关键词”这个术语，已被我们所吸收并广泛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多元化”这个“关键词”的背后，确也蕴涵着或遮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在其构成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化自然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炎黄二帝也好，炎黄蚩三祖也好；喜玛拉雅文明也好、黄河文明也好、长江文明也好、辽河文明也好，总之是“一体”中有“多元”（或“多源”）。这一点，尽管文艺界人士关注不多、谈论较少，而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却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从制度的层面上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化。我们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受经济构成多元化的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上当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只要对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文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华文化是由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共同构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文艺）。

    ——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崛起。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左翼文艺人士中曾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一批大陆进步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还在以方言文学为题继续进行这个讨论。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为作家们所广泛接受，作家下乡下厂，到火热的群众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创作，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40余年的大众化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这说明，大众文艺是我国几代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获得了持续20年的相对平稳时期，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变化，外来文化（主要是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大量侵入，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日益发达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种新的形态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无孔不入。就其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从而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创造着和开辟着文化市场，如以公司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期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其形式多样，诸如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印象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是也。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有在买和卖的商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关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的深层意义，小说家兼批评家李陀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文化形式，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注：李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清华大学人文目新网》，转自《世纪中国》2001年6月18日.）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与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相联系因而具有商品属性，大众文化不仅夺得了原来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接受者——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老百姓，也夺得了原来属于所谓纯文学和高雅艺术的读者和观赏者的份额，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超越或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为工农兵的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含义，甚至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边界受到历史性的冲击，并在悄悄地改造着传统文化并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转型和变革。“文学”、“文艺”、“文化”这些概念及其内在含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中国的文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和所从事的“文学”和“文艺”及其概念的本身，是与19世纪末那些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们的筚路篮缕之功相联系着的。然而，百年之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新情况，再一次给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提出的挑战，是他们所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得到的。“文学”和“艺术”，乃至“文化”，还能固守得住旧时的老防线吗？

    ——“文化霸权”的丧失和“平等对话”的出现。在一些文化批评文章中常常遇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下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使用这个词汇，来代替汉语中常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据最新报道，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葛兰西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历史与政治看作是同一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化（过去翻译为‘一元论’——引者）”的格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开放。而且，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也必然回到葛兰西哲学，以此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注：《2000年美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要》，《国外理论动态》，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2000年.）葛兰西的理论概念使我们在文化（文艺）批评和研究上开阔了视野，就是说，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话的领域，“霸权”的取得和建立，不应也不能是通过政治的或行政的手段，而应通过对话和斗争的手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谈判和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注：马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报·文学周刊》2001年11月20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其基本意思我想是相同的，艺术上的和学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和行政手段。可惜，在很长的岁月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实行，不得不走了很长很长的弯路。今天在新的环境下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风起云涌，包括某些充满庸俗气味、美化帝王、宣传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剧的流行，一些张扬庸俗世界观和游戏人生的所谓“痞子文学”、一些以暴露女性隐私为卖点的畅销小说，以麦当劳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占领，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主流文化（或主旋律文化）共存、对话和竞争（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谈判和斗争”）的新格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消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而批判性从来是文学艺术之存在的基本品格，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构成格局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相对削弱甚至丧失，而要取得这种“霸权”即领导权，靠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优势，而是蕴涵着深度艺术审美力量和隐蔽着强大意识形态魅力的艺术作品的对抗和竞争。

       文化研究的兴起

    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文化出现的新形态和新格局，为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有人指出，我国今天的文化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形态十分相似，而当时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曾孕育和催生了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被引进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来，力图以此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倡导者们还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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