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学理性的专业文学批评又如何呢？从整体上的比较来看，这种文学批评无疑是最具文学理性的批评方式，它与前两种文学批评在性质（价值观）上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充分尊重文学的独立而完整的存在和表现形态，充分尊重文学的多元意义和价值指向或可能性，在此前提下，依据学理性的规范逻辑寻求对于文学的阐释和评价，同时，至少在主观上并不认可或认同对于文学的价值惟一性判断，也否认或否定任何权力因素在文学批评中的支配性地位甚至其存在，排斥并摒弃文学批评中的中心意识和功利动机。换言之，文学独立价值的完整性和批评逻辑的学理性构成了它的双重批评规范。这使它在批评方式上最能表现出文学的丰富性，也最有可能体现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学术内涵。对于学理性和专业文学批评原则的坚持，在当前尤有抗衡官方（权力）意识形态批评和媒体批评的意义。但它同时也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它的学理专业性使它的批评价值在社会范围的实现程度难以同受到市场驱动的媒体批评甚至以权力支持为背景的意识形态批评相比，从另一个角度说，它的社会关怀意识还远未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特别是它的“非意识形态”乃至“反意识形态”的本能或动机，也局限或削弱了它的价值范围和批评力量，因此，对它而言，困难一方面在于对自身批评规范的坚持，另一方面则在于对自身批评规范的超越。这两重困难都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本身行规所引发的挑战。相比之下，对于自身规范的坚持，只能说是起码的和基本的专业（行规）意识，它不能保证和阻止自身的不受侵犯，而对于行规的合理而必要的突破和超越，则不仅能体现它对自身局限和困难的克服，而且也能更加充分全面地显示它的批评方式和原则（行规）对于文学的普遍价值和基本利益的理性维护，使它的文学姿态更积极，对文学的社会影响和可能性地“介入”也更全面、更深入。

    对于整体的文学批评来说，文学的普遍价值和基本利益当然是它的首要前提和规范基础，但是，由于权力意识形态批评和媒体批评对于这种前提和基础的损害——它们分别以意识形态利益（原则）和媒体利益（原则）为中心，因此不能不必然地损害到文学的基本和整体利益，同时也就不能不必然地对学理性的专业文学批评提出了挑战。这其中既包含了行规（特殊规范）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了行规（特殊规范）与普遍原则（即文学的基本利益原则）之间的冲突。同时，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又并不意味着应当完全否认文学（批评）中显然存在着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媒体因素的作用，如果学理性的专业文学批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无视这些因素的存在及其所包含的特定的文学利益关联性，那也会是它的偏执。因此，学理性的专业文学批评也面临着因其自身的局限而如何合理地理解并调整行规（特殊批评规范）之间的冲突问题，并处理好与文学的普遍原则的实际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自身的批评规范有助于体现文学和整体利益，这同时也就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可是，这样一些行规间的基本冲突目前虽然已经被认识到了，却并未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理论探讨尤其见少，反倒是在批评实践中日渐受到了情绪化的影响，使得对这三种文学批评之间的沟通可能和互动关系认识不足，更加深了彼此的隔膜和对立，结果也就使文学批评更易趋向极端化，加剧了批评现状的混乱和困难，损害的其实都是自身和文学的基本利益。在这方面，学理性的专业文学批评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它的文学理性本来应该促使它更多地利用并介入意识形态批评和媒体批评的领域，抵抗并消解其中的权力和功利价值观，将专业性的文学批评扩大化为知识阶层代表社会文化良知和历史道德意识的表现，而不再是单纯一味地以其他的批评方式为敌。理想的目标虽然达不到，但现在的问题则是主观努力的不充分。所以，学理性的专业文学批评不只是要考虑自身的批评策略问题，更得正视自身的批评理论水平和批评理性素质问题。重要的并不是批评规范之间的取代，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是要使自身的规范相比之下最能充分可信而有效地表现出文学的普遍价值和基本利益所在。这也可以说是各种文学批评在文学性和文学观方面的一种竞赛，犯规者终究是要被勒令出局的，而胜之不武者也将遭到非议和鄙视，即使是能够坚持到终点的，整个过程同样可能充满了勉为其难的遗憾，趾高气扬会落成笑柄，何况，事实上我们远非看到了终点，甚至根本就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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