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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蒲荔子专访丘树宏

时间:2009-8-8 16:44:18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记者(下简称“记”):你在农村长大,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
……

[ 1 ]

 导语: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广东诗人丘树宏诗集《以生命的名义》研讨会上,作为以张扬诗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著称的丘树宏的诗歌和有关诗人责任感使命感的话题引发专家热论。与会诗人和诗评家认为,丘树宏作为强调诗人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代表,其诗歌作品创作呈现出区别于主流诗歌之外的特征:秉承诗人首先应该有责任感的理念,他的诗真实而富有韵味,其可贵之处首先不在于是技巧,而在于精神境界。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
  人们对张扬责任感使命感的诗歌作品一直颇有非议,认为其粉饰太平、缺乏创新,但也有人认为,人们其实误解了这一类诗歌,这类作品既可以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也可以充满想象、充满浪漫。
  
  使命感诗歌写作
  一直被误解?
  
  以生命的名义
  为非典英雄树碑


  丘树宏诗集《以生命的名义》由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作序,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了他从2003年以来创作的诗歌128首。其中,《以生命的名义》一诗曾在2003年被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央电视台“献给抗击非典医护工作者”专题节目选为压轴节目,由众多著名艺术家合作朗诵,并作为该节目的标题,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在本年度的文化盛事“唱响诗歌”活动中,丘树宏一首《我是深山里的一条隐河》和舒婷的《思念》等诗一起,被音乐人谱曲演唱,也引发了一场热议。专家认为,丘树宏的诗歌直面社会,于直白平淡中见绚丽,舒缓悠长中见深刻,体现出了诗人应有的灵敏和锐利。诗集中的诗歌语言率真质朴,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又是一部情采飞扬的诗歌选萃。
  
  写诗是一种责任
  也成为生活方式


  作为现任的广东省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作协会员,按时下说法,写诗似乎是丘树宏的一个与他的官员身份不太“相称”的爱好。他从初中开始诗歌创作,至今从未中断。据他透露,因受父亲与中学老师的影响,写作成为他的终生爱好,也成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敲门砖,更成为他从政历程的“法宝”。
  做中学教师时,他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刚上任的县委书记,信中附了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要求调到县文化馆去搞创作。没想到书记反而看中了他的文字水准,让他去县委办公室工作,从此他一路仕途。在不断变化的工作岗位中,他用诗歌抒发个人情感,更记录社会现实,为港澳回归、抗击非典、神州五号飞天、取消农业税、珠海特区建设等社会大事留下了诗歌的见证。虽然工作繁忙,但他说写诗已成为他的生活方式,每次出差或旅行,他都会用手机或电脑写诗咏怀,还一不小心成了“手机诗歌”的先驱。
  丘树宏表示,现在写诗已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爱好,更成为他的一种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有限的资源,带动更多的年轻诗人把目光投向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场,写出更多贴近现实、记录时代、颂贬社会的好诗。
  
  专访丘树宏:
  诗人作家愧对这个时代
  
  为什么写?
  生来就喜欢,就好这一口

  记者(下简称“记”):你在农村长大,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
  丘树宏(下简称“丘”):爱好文学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解放前家乡惟一的中学生,虽然他中学没毕业,但读书比较多,喜欢给我们讲故事。逢年过节,他还喜欢写对联,我现在还记得他写的一幅,叫“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当时还小,老觉得有感觉,有什么触动,但说不清楚,读高中之后,才慢慢明白其中的意思。
  另一个影响是我读中学时的一个语文老师。说句玩笑话,感谢文革把“臭老九”赶到了山区中学,让读书条件很差的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个老师虽然只是中专毕业,却酷爱文学。他让我担任了写作组组长、文艺队队长,经常表扬我的文章。我记得他惟一批评我的一次,是我毕业时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自己谱曲作词,写了首毕业歌。他看了后说,搞文学艺术是需要很扎实的功底的。这话我一直记得,也经常提醒自己不断刻苦学习。
  记:有资料说你读大学时女朋友说你“只有做诗人的命”你才真正走上写诗之路的。
  丘:原来什么体裁都写,长、中、短篇小说也写,诗也写,还写歌词,写歌剧、话剧。我女朋友是我的第一读者,她给我分析说,看来你还是写诗的命。可能是我写的诗感动了她。那时候给她写了很多情诗啊,最多的时候一天4首,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写。从1980年初开始,我就改为以诗歌为主攻方向了,实践说明是对的。
  记:写的第一首诗还记得吗?
  丘:第一次写诗是读初二的第一学期,在连平,那天下了很厚的雪,我写了首诗叫《冬云》,老师表扬了我。不过现在读起来自己也会脸红。
  记:你希望搞文学创作却进了仕途,会不会打击了你做诗人的梦想?
  丘:小时候真的很想做一个大诗人,这不是说我多么有理想,多么的高尚,而是因为我无法通过别的途径改变命运。那时候山区数理化老师奇缺,做教学实验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只能走文的道路。
  记:后来工作这么忙,怎么能一直坚持?
  丘:坚持这么久,我都为自己感动。很多人比我聪明,比我写得好,但没有我这样坚持不懈。我百分之百是农民出身,加上父亲遭受冤案,生活在底层,受生活所迫,就想通过做文的途径出来。后来慢慢演化成了两种想法:第一是生来就喜欢,就好这一口,你不让我干也得干。我每到一个地方,有什么感受都喜欢用手机写诗记录下来。第二是越是从政就越得写。其实从来就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而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人们对官员写作一直有偏见,认为他们主要是歌功颂德。其实纯粹的作家诗人对社会的反映并不全面,文人官员有责任而且可以用真实真诚的态度反映被作家们忽略或不熟悉的另一面。谁能说这就不是真实的生活呢?从九连山区到了珠海之后,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我觉得自己写东西的理念有那么一点升华:我目睹并本身参与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对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巨大成就,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震撼。从我自身的经历,我对社会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不能对这么巨大的变化视而不见。面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盘点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我觉得我们的作家诗人确实有愧于这个时代。

  为什么“歌德”?
  写诗首先是写人,当官首先是做人

  记:你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是政治抒情诗,这是你的自主选择,还是因为身份使然?
  丘:当然与职业有关,因为职业与身份的关系,政治抒情诗成了我执著的追求和选择。当代诗歌界对这方面的关注太少了,有些诗人甚至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近三十年来,似乎很难找得到哪一本诗集,或者哪一首诗能生动而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能与这个时代相符。政治是最大的人学,政治只要存在着,它就是一种社会、一种生活、一种现实,如果历史缺少了这一块,人们会觉得不可想像,那么文学不也是一样吗?在不排除任何形式、任何风格的前提下,我觉得诗人最重要的是责任感。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书写个人生活、个人情感,但个人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和内心结合紧密的诗,更能给人们以内心的共鸣。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写政治抒情诗太空洞,甚至假大空,没有建立在社会、人性与生活的真实细节上。
  记:现实是,官员和诗人、真诚和虚伪似乎不可兼得。官场总的来说是世俗的场合,而诗歌却需要赤子之心和真诚的情感。你怎么看,怎么处理?
  丘: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两者都是有矛盾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程度不一而已。这只能选择尽量地把握两者之间的结合或平衡。事实上也是可以做到的。说我的作品没有世俗的东西肯定是假的,但我写诗的基础首先是要做好人,当官也首先是要做好人。为诗为人为官的准则,“真”是首要的标准,我深知并一直追求怎么在有限的范围里,用诗歌这种特定的形式说出自己的真感受、真感情。然后还要坚持善和美。最高的境界,是要做到为人、为官与为文的一体,这确实不容易,但我是力争这样去做的。   
  记:你觉得你是“歌德”(歌功颂德)派吗?
  丘:如果说“歌德”是指真诚地、客观地歌颂真善美的东西,我就算;如果说“歌德”是阿谀奉承、甘做附庸、粉饰太平,那我就不算。
  记:但人们认为文人、学者更应该起的是批判和警醒作用。
  丘:“讽”、“刺”、“谏”、“贬”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歌”与“颂”同样也是,《诗经》就分“风”、“雅”、“颂”三类。社会是多元的,文学也应该是多元的。重要的是不是用自己擅长的表达方式,真诚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认为社会的主流是往前走的。比如说珠海,三十年前是怎么回事啊,杀头猪,整个城镇一下子都知道了,一个小渔村而已。现在怎么样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我不能说做文学持批评的态度是错的,社会是该有牛虻式的人不断提醒。这方面我同样是真诚的。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我同样有清醒的认识,有时甚至比很多人说得更尖锐,但这部分除了少量的诗歌外,我主要用政论文的方式去表达,我认为这样更合适、更有效。所以我写了为数可观的社科论文,不少还成了多种刊物的内参。
  记:你认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诗太少?
  丘:确实是这样。近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变革波澜壮阔、成就辉煌,这是现实存在,多么值得我们的文学和诗歌去表现、去歌颂啊。另外,就艺术形式和内容来说当然应该是百花齐放,但跟人类群体一样,有主流,也有支流,诗歌的主流应该也包括社会变革、社会大潮。大家都去写先锋探索诗歌,都是卿卿我我,就遮蔽了另一种存在形态,而且是一种主流形态。不管什么媒体,什么媒介,当然什么风格的作品都可以用,但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一种面对社会的介体,就有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就有一个主流问题。
  记:传统以来,顺应主流是不被看好的,你写作时会不会感到有无形的压力?
  丘:倒没有太多的压力和挑战,顶多是觉得孤独一点。我只是尽力去做,有没有影响就不是我个人所能掌控的了。
  
  为什么受关注?
  我的诗不是上品,也决非下品

  记:如果你没有现在这样的角色,你觉得你的诗是否会受到同样的关注?
  丘:这很难假设。会,也可能不会。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坚持写作,关注现实、追求诗意,在诗歌上的成就可能会更大。我认为人们需要关注现实的诗歌,人需要诗歌向外对社会现实发出声音而不是只一味地向内。比如我写的反映抗击非典的诗歌《以生命的名义》,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央电视台选用了这首诗,是朋友看到后告诉我的。这说明只要有感而发,又注意艺术性,贴近现实的诗也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也会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也许不当官员我的诗也不一定就比现在更好。以前视野有限,这些年多读了一点书、社会阅历丰富之后,我深深的知道自己天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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