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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蒲荔子专访丘树宏

时间:2009-8-8 16:44:18  来源:不详
限,基础也不够扎实,做什么大诗人已经不大可能了。但我想我通过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行动去服务一批人、影响一批人、带动一批人,如果能有一定的成效,也会让自己欣慰的。
  记:有评论家认为你的诗的可贵不在技巧而在于精神境界,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诗?
  丘:就诗艺来说,如果说我的诗还有一点可取之处,我想是我努力在现代诗中恢复和发展传统与古典的风格。我的诗一般押韵,排比和往复比较多,比较通俗平白,适合朗诵,跟现实结合而又有一定诗意。换句话说,我注重用诗意的方式,平白的语言,表达出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和变化。
  记:这似乎又回到了上世纪初那场“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争论。你喜欢的诗人和诗歌风格是什么样的?
  丘:最喜欢的诗人有李白、苏东坡和艾青,也喜欢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国外诗人喜欢普希金、拜伦和海涅。我最喜欢既现实又浪漫的文学风格,我的写作原则也就是在真实的基础上,一种有根有源的抒情和激情。至于技巧,我想我还是偏向于传统,比较注重环复、韵律和整齐。我想,既然你要拿出来发表,那就要让大家能够理解,能产生共鸣,即使内涵比较深奥,也应该让人在阅读和直觉上有点感觉。要不然你就写了放在口袋里,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记:你对自己的诗总体感觉如何?
  丘:在广东有一定影响,在全国影响还不大。我曾经说过,我的诗不是上品,也决非下品——但也有极少数是上品,极少数是下品,大部分都是中不溜秋。
  记:这次研讨会有专家认为你呈现了区别于主流诗歌之外的特征,你怎么看别人对你的评价?
  丘:专家对我的评价我觉得多数是诚恳而中肯的,比如说我的诗歌意象多数比较平淡,欠缺更高更丰富多彩的想像。这是针对我的政治抒情诗来说的,应该不包括爱情诗和行走诗。也有我持保留意见的,比如说我形式上创新比较少,一首诗中重复的段落太多。我觉得这种诗歌形式的存在是允许的,尽可能整齐些,方便阅读和记忆,也适合朗诵。这既与古典诗歌相类,又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每一首都是同一种格式,只是每一首重复的格式都是不同的。
  我知道自己的缺点,但由于职业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不准备刻意地改变或者追随什么风格,写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是我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我不奢望也不可能把每一首诗歌都写成大家叫好甚至是传世之作,只是碰到好的灵感就仔细经营一下。批评让我保持清醒也保持自我,尤其是坚定了我继续写诗的意志,让我继续保持自我,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将做一个诗歌的永远的仆人。
  记:周围朋友怎么评价你的诗?
  丘:大多对我的爱情诗和行走诗评价较高,比如《深秋,黄昏的树林里》、《爱的自白》、《父亲是座山》、《剑桥,我来了》等。也有不少人对我的政治抒情诗很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还是珠海市大型文艺晚会朗诵诗的主要写手呢。
  
  身外之事:
  对广东乃至中国诗坛感到忧虑

  记:广东被称为诗歌重镇,这里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诗歌民刊。作为广东诗人的一员,你怎么评价广东诗歌?有你尊重的当代诗人吗?
  丘:改革开放初期还不错,但近十几二十年来,在全国有影响而人们又很敬重的诗人似乎很少了。许多所谓著名的诗人只是在诗人而且是少数诗人的象牙塔里打圈圈,在社会上却毫无影响力,他们好像也对所谓的社会影响、社会责任嗤之以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感想,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是诗歌的“个体户”,一直以来跟诗歌界的联系不深,不够了解。
  对中国诗坛和广东诗坛,我总体感觉是热闹中隐含着很多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老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还是那句话,诗人们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实践是有愧的,面对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我们的诗歌是缺位了。诗歌界似乎跟现实贴近的诗人很少,所以我准备策划搞一次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全国性诗歌大赛,以期引起关注社会大事。另外,诗坛似乎比较乱,甚至有点儿媚俗,缺乏主流坚持,缺乏价值引导,缺乏艺术脊梁,缺乏精神领袖。全国有不少的作家协会和官办刊物过于“官化”,不够重视“草根”阶层,有的还搞小圈子,忽视和排斥圈外人,有的甚至将公有文学资源当做“自留地”而拥以自重。这几年来民间文学团体、文学民刊的兴起和基层草根文学活动的兴起,既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取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以上问题的抗议与反叛。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声音,要求有自己的位置。
  记:虽然你是“个体户”,但我想你依然关注诗歌现场。有人说,现在的诗歌被边缘化,诗歌的力量其实很薄弱,只能靠“梨花体”、裸体朗诵这样的娱乐事件才能吸引眼球,你怎么看?   
  丘:诗歌确实是一种高雅的文学体裁,但也不要把诗歌看得太高,说到底它只是一种文学体裁而已。在平和时期,诗歌是文学的自在形式,似乎是“无为”、“无用”的。这是它的特质。现在是资讯空前发达的时代,又是物质高度膨胀的时代,吸引人们眼球和灵魂的东西真是太繁荣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包括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重要。但是,到了特定的社会阶段,在经济社会急剧变化的关口,诗歌因其写作快速、传播迅速、短促有力,有着其他文体不可替代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它可能又会重新“出山”的。但过后它又会回到本原。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了作为“社会人”的诗人自身的问题。从长远看我还是对诗歌抱乐观态度的,这需要时间。
  记:最近广东诗人杨克发起了“唱响诗歌”活动,你和舒婷等诗人的诗被谱成曲,这个月25号就要在东莞演唱,听了后感觉怎么样?
  丘:虽然有争议,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的。可能我写的许多诗歌本身也比较适合朗诵,容易谱曲,所以选了我的诗。当代诗歌只有极少数能唱,少数能诵,大部分只能读、只能看。这也是新诗的特质所在。应该申明的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诗歌能代替歌词,诗歌就是诗歌,歌词就是歌词。主办者搞这种活动,我想主要是为表达一种呼唤、一警醒,因为现在许多的诗歌作品离“诗”、离“歌”确实走得太远了。搞这种活动我觉得挺好的,但也不要让人们误解了,以为所有诗歌都要写成歌词,所有诗歌都能够唱。
  记:现在公务员里文学爱好者也挺多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丘:中国自古就是官文一体的,古代除武官外,不懂文就不能做官。中国的文官制度甚至被英国等国家借鉴运用得出神入化。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许多都很会舞文弄墨,有些人的文艺造诣还很高,成就甚大。但近三十年来,却对公务员特别是官员从文一直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氛围。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无论什么人,喜欢文学都是个很好的爱好,公务员也一样。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这种爱好更值得鼓励和宣扬。文学创作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独立思考,还可以提高个人的综合素养,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专家评论:
  
  吉狄马加(著名诗人、青海省副省长、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那场骇人听闻的SARS风波中,丘树宏的《以生命的名义》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曾感动了多少苦难中的病人?曾激发了多少与死亡、与病魔搏斗的医生和护士的斗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首诗歌既是一篇与万恶的SARS作抗争的“战斗檄文”,更是关注生命、关注时代的历史名篇。诗魂系之于诗人对人类苦难与命运的深情关注,诗人的心灵与人民的心灵之间节奏的同步搏动,让人肃然起敬。
  
  叶延滨(著名诗人、《诗刊》主编):
  丘树宏的诗值得诗歌界关注。在今天鱼龙混杂、纷繁复杂的诗歌创作中,他的诗歌始终有一种健康、积极、向上并且深入的态势。我们以前总觉得这样的诗歌是一种主旋律的诗歌,比较干巴,概念化,而丘树宏的诗歌创作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充满了对生命的关切,越来越接近诗的本质,而且诗艺也很独特。
  
  李瑛(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丘树宏主张诗人的社会责任,我非常同意这个理念,而且这个理念在今天显得更加可贵。诗人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诗影响着人的思想感情。如果说他的诗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建议他可以再加上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增强意象的运用,扩大读者的阅读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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