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类学的“他者”视野主要激发的是现代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想象与灵感，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原始主义”向度的文学思潮与流派，那么，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文本”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与立场则催生出文学人类学这一新的边缘学科和相关的批评理论流派。在西方理论界，一般可以划分出由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和由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这两大潮流。前者源于本世纪初英国的古典学界崛起的仪式学派，主要体现在以神话与仪式的模式为基础研究文学的所谓“神话一原型”派。加拿大学者弗莱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他或许是最早在文艺学领域中提出了文学人类学。受到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文本”的启迪，他在其原型理论代表作《批评的解剖》中将探求文学原型发生及置换规律视为文学人类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批评能否科学化，取决于对文化现象内在结构规则的认识程度。以往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外在的文学体裁的划分，而缺乏对文学内在结构的理解，忽略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联系，这正是原型批评所要纠正的。在弗莱看来，文学源自古代神话，神话又同宗教仪式相表里，因此，神话和仪式是文学结构模式得以衍生的温床。后来他又写了《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等著作，构建起了文学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基本框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中的文学总体观和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既给处于学科危机中的比较文学以崭新的希望，另一方面又直接启发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及90年代以来成蔓延之势的“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除了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思想外，还有另一个也较为重要的文学人类学家伊瑟尔。面对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移位与变形现象，即昔日的纯文学与现代传媒之间界限的打破与模糊化，同时，文本的概念也就随之变得异常扩大和包罗万象，伊瑟尔深切地感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针对这一重大变革必须要改变探讨的方向。因此，他从文学作为媒介的角度力图帮助我们最终摆脱一个永无休止的困扰:什么是文学中的文学性?事实上，伊瑟尔是想从哲学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去追问文学何以存在，人类为什么要虚构等带有刨根问底思辨特征的问题。因此，与弗莱那种具有实际操作性、实践性，属于一种批评理论的文学人类学不一样，伊瑟尔的理论与其称为“文学人类学”，不如改称为“文学心理学”或“文学哲学”。至于人类学家所提出的文学人类学思想，则主要以加拿大学者波亚托斯的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整合领域》为代表。与以“神话一原型”派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不同，波亚托斯、恩尼格等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则运用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全面视野 从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部进行考察，注重对文本中的非语言交流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作品中描述的超语言的活动和人体动作的分析，这实际上指出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单位不是一种文体或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种社会单位，一个人种。因此，这种旨在发现某一人种的文化知识的文学人类学就认为语言的文本只是文化文本的一个层面，文化知识还同样储存于其他文本之中，如“身体的文本”，“对象的文本”和“环境的文本”。这样一来，文学的概念就得以拓展，使之包括了不仅只是用文字书写，而且也包括了用口语或行动表达出来的各种文本。正是由于人类学自身在20世纪后期对“书写文化”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了“人类学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等派别。如果说人类学诗学的根本宗旨是用诗学与美学的方法去改造文化人类学的既定范式，使之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等文化蕴含，那么，民族志诗学则是试图将那些完全丧失了在多媒体表演情境之中的传达效果的僵化文学还原为具体情境中丰富多彩的活的文学，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缺失、传达变形、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等 11 。不管是“人类学诗学”还是“民族志诗学”，它们都是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因此，这种人类学自身催生出来的文学人类学实质上已经与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相去不远了。

综上所述，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历史性的深刻互动关联，而且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的重叠边缘地带所滋生的“文学人类学”确实能够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现象的重审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么，从逻辑上看，文学人类学到底在哪些方面能给予新的文学研究以示范性的指导意义呢?在我们看来，文学人类学凭借其核心范畴“文化文本”、“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和立场可以获得重新整合文学现象的新的契机。首先，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拓展了文学的概念，它包括了文字书写，以及口语或行动表达出来的各种文本，因此，这无疑对知识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存在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具有整合的效用。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由于作为艺术门类和文化门类的“文学”在图像社会中被迫急剧边缘化，但与此同时，作为各种话语要素的“文学性”仰赖大众传媒却全面渗透和弥漫，成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话语运作方式。因此，我们对文学性的研究就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个形式美学的问题，而必须要将其纳入到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去，这就必然牵扯到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运用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概念才能多维度地考察文学性的不同表现、功能与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文学研究的对象无限扩大，而是要在广阔的社会存在领域专注于探究“文学性”问题。其次，由于文学人类学对文学的概念的拓展，使其关注的重心转向于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重心的位移无疑契合于研究仰赖大众传媒存在的当下已跨越雅、俗鸿沟的文学。现实的情形是，精英文学或者所谓的纯文学确实日益走向衰落了，但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却实际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机械复制时代的现时代同时也出现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的倾向，如何诊断与探究这些随全球化浪潮而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学现象，显然，我们不能再固守以前文学研究的僵死框架，必须要突破“学科本位中心主义”的束缚，而与现代性分化特征相反具有强烈综合倾向的文学人类学无疑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它的反学科性质，除了可以提供解构自我中心主义和培育中立态度外，还能够提供一个整合性的分析视野。此外，文学人类学的“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又能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进行重新勘定。由于人类学的成立是以跨文化的比较方法为背景的，因此，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目标的一种必经之路，作为加强文化交往与文化沟通的有效手段，作为克服我族中心主义心理障碍，确立文化相对平等对话观的有益工具，已日益变得明确与必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多元对话的展开，文学研究本身获得了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从而担当起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重新整合的重大使命 12 。虽然，文学人类学能够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寻找到重新审视文学现象的新的契机，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当今文学研究的最终出路。即便它 以其特有的“文化文本”概念，“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给予了当今的文学研究以多方启迪，但由于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现象还会发生预想不到的新变化，另一方面文学人类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毕竟已有相对稳定的规范和较为固定的研究对象，并且有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盲点，因此，文学人类学面对知识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仍然要不断地调整自身，只有这样，才能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切入文学研究。此外，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又不能单只求助于文学人类学这一独门“秘器”，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以破除“学科本位主义”为宗旨的人类学精神，因而，我们最多只能将其视为研究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路径而已。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业已在文学人类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相反，如果要寻找到真正能够解决当下急迫的文学研究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要总结文学人类学在过去一个世纪所取得的进展与成绩，尤其是要认真总结本土文学人类学所独创的方法和经验。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多年的叶舒宪先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独创性地提出中国文学人类学“跨文化阐释与三重证据”方法 13 ，并运用此方法取得了不可小视的成绩。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一方面给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证校勘两大线索为主的我国人文学术以巨大的冲击和震荡，随之迫使本土传统学者在知识结构与学术方法上发生一种大变革;另一方面，由于具备了一种“跨文化”视野，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自己一项必须操练的“功课”。这种借他者眼光的反观之效，无疑可以发现和揭示自身文化的弱点与局限，从而在认识论上，在情感、心态上真正消解我族中心主义，超越本土主义的束缚，获得文化反思的认知能力，从而使得对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现象在理性观照下的再阐释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真正寻找到一条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的最佳路径，就不能停留在过去所取得的成绩上，即不能囿于文学人类学这一学科日益僵化的视域，单只沉湎于它所提供的“跨学科”或“超学科”的提法上。“跨学科”或“超学科”的提法本身就是对现有的学科界限的合法性的默认，这显然不符合“跨学科”或“超学科”的真正意图。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不是用两种不同方法对同一个对象进行研究，而是能够用此方法在两个学科的交叉重叠地带发现新的问题，甚至创造出新的研究对象，只有这样“跨学科”才有其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往往能“从那种关于事质的日积月累的熟知中脱颖而出” 14 。据此，可以做出如下的论断: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者必须拿出敢于“破学科”的勇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一门既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也与文学人类学区别开来的新的文艺学。因此，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它还会继续存在，正如米勒先生所声称的:“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 15

注释

①转引自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海德格尔文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 店1996年版，第1244页。

③转引自余虹等主编:《问题》（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页。

④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⑤同②。⑥同①。

⑦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⑧同上，第33页。⑨同上，第37页。

⑩吉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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