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发展景况下，时代给予文学的是另外的特点和发展土壤，对文学的非本质主义，外在性结构因素研究已逐步取代了以文学内部规律为目标的本质主义研究，用Gerald Graff的话来说，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理论的爆炸” ⑥ ，在此大环境中，即使在西方比较文学界也呈现出学科危机。正如北美著名比较文学学者斯帝文·托塔塞所说，“在传统比较文学大国，如英国、法国、美国，由于理论批评越俎代庖，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由于比较文学教授席位的减少，比较文学研究正在变化，它在学术领域和体制领域都丧失了原有地位。” ⑦ 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大体与之相当。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文化，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研究”理论从80年代后期被源源不断地介绍进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尽管有不少学者尝试用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化现象，可是这些做法仅是将西方当代文论部分“中国化”，比较诗学还并未因此而取得新的研究范式和成绩。所以，我们不能总把目光局限于总结和梳理、传承前人的治学得失，更不能在狭小的学科藩篱中画地为牢，否则无法真正推进比较诗学的发展，所谓瓶颈现象也就在所难免。那么，如何突破此堵塞状态呢?

三

首先，最需要的就是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学科旨趣渲染，例如追求“共同性”和“普遍性”等理念。始于对学科成立和发展的自觉，中西比较诗学现已确立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价值意义，一般都将其归纳为对“世界诗学”、“共同诗学”的追求，欲寻求跨民族-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 等。这样的诉求从钱钟书、宗白华、刘若愚到叶维廉之观点，以及现存的各种比较文学概论的论说中都可找到 ⑧ 。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在钱钟书和宗白华的时代，重新发现文学的自主性价值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内涵，而重新迈向中西交流和互释，特别是让国人认识到传统学问的价值，接触被封闭了几十年后的西学发展状况，打通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的障碍，这些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时代任务和意义所在。因此，在70、80年代着眼于宏观诗学精神、范畴比较、双向阐发等实践都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正如王国维与朱光潜在进行研究时的“问题意识”与“设身处境”不同，钱钟书与刘若愚所关注的焦点和旨趣也不尽一致，这些殊异反映出的不是个别私人的研究兴趣、态度和方法问题。深而论之，不同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差异往往说明了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研究任务与意义。没有一个恒定性质不变的历史观，也没有在历时和共时中保持本质统一的西方或中国诗学精神，这二者之间更没有跨时空的、绝然的二元对立与区别。王国维和鲁迅，甚至宗白华与钱钟书都没有如我们今天这般处在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都市文化中，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与我们今天既有重合但又有很大分野。

所以，这种所谓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诉求背后的思想价值资源其实是很空洞乏力的，它只能让“比较”停留在空疏的异同辨别上，缺乏真正作用于文学实践和发展的动力。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在文本、术语范畴或者宏观精神上比较异同，但是欲就此建构一个共同的，纯客观的、完全超越现实文化的理论框架难以想象。无视这点存在，而继续陶醉于去寻求虚幻的“共同诗学”等文化乌托邦，继续封闭性的对文本和文论术语、范畴或是所谓的普遍精神加以对比和研究，则必将无法进入当下的社会实景和言说实践中去，无法再继续发挥“比较”应有的特色和作用。在找寻着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世界性普遍美学和诗学的同时，虽是在以高举文论的民族特性为始，但是却只有以消解了文论的民族特性为终。比较诗学也因此将自己的学科意义和视野从广阔的参与社会文化作用，收敛为相对狭隘的文学意义和追求，不自觉的从当下的文化转型中“退席”，自囿于一定的学院派研究领域，缺乏社会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在当今的社会转型发展中难以再显示出它曾经所拥有的意义。

其次，对瓶颈现象的突破还必须从内省“比较”的方法论意义开始。正如前文分析，如果“比较”只是将西方与中国古代进行单纯对立和比附，抽空了二元现象内在的时空关联及其互动性，便失去了研究者对日常生活和实践过程的复杂存在的感知能力，通过“比较”而进行的文化（文明）价值优劣判断，不仅不能摆脱“趋同”来彰显“异趣”，而且恰恰假定和进一步加深了将西方文化理念视为唯一的内在矛盾。这种“虚拟”的“比较”只能是把当下从历史时间的厚度上剥离，把知识及其属性从它们所在的历史情景和主体建构中孤立出来，并作简单化、类型化的处理，把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过程简单化为静止封闭的类型。其实，比较诗学的研究是一个具体到学者个体或是文本个案对话中的“言说过程”。在这里，不可能有一个全能的“本民族代言人”或“发言者”来顾及所有的方面。不同的学者只能具备一定的“在场效应”，他所进入的对话空间必然具有经验局限性。从当今的外在环境而言，无论是偏重于西学或中学的研究者，首先都无法离开西方思想文化的强烈影响，也不可能追求完全封闭文化中的本土自主性和独立性。即使是“中国的”诗学研究，也很可能陷入不自觉和非批判地接受西方思想的某些隐含预设中，忽略了西方思潮、西方汉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和兴趣指向。不同的学术规则、政治文化身份和具体的历史境遇决定了不同文化圈中研究者的基本旨趣，如果缺乏对西方学术文化共同体基本旨趣的批判检讨能力，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就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既无法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无法涉及重建。

最后，作为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或是局限在人为划定的学科分界中，而忘记更多更大的、知识分子可能或应该关注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代的学术背景下，如果将西方社会学术视野和规则所作的自我批判，简单“中国化”成中国人维护自己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口实，那么此种心理下的民族文化辩护和“比较”就更显浮浅无力。作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比较诗学的研究者不能放弃自身文化批判和反省的责任与能力，必须避免在目前愈加成熟稳定的学院制知识生产的氛围中“获得某种习性后，便往往不会再追问它的合法根据，怀疑它的有效 性:特别是当我们从中获得既得利益时，便更少质疑自己该扮演何种角色” ⑨ 。具体而言，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的学者应该跳出仅为学术压力或科研成果而服务的论文/专著生产目的，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比较的视域放在纯粹的文本和术语范畴、体系、美学精神等问题的研究中，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最新文论进行翻译和引进。作为研究主体必须触及到隐藏于背后的当下社会因素，对当今国内的文化结构、社会表征和意识形态等有清醒认识，并且突破学科藩篱进行多重视野的挖掘与参照。当代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无法脱离它在全球资本主义文化话语的包围而存在，中国本土学者的自主意识和相关策略活动是无法摈弃和抵制这种必然包围的，作为学者应当清醒认识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要变化和大背景。在这个所谓的“大众文化”时代或是“消费主义”社会，中西诗学比较和探讨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将那些表面上需要运用中/西方对立模式的话语、策略等，成功转化为对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问题并进行阐释和反思;或者说从表面的文本和宏观诗学异同比较，深入到通过百年来文论的比较得失来参照社会机制和意识形态的成因和特点，从而通过对学科建立和研究历史的推进和反思，参与到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的有效资源方式中。如果比较诗学的研究者真正具备了现代知识社会学的解读和反思能力，在良好的中西学术资源参照下，在学院化的体制生产中仍能“匹夫天下之责”，就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找到研究的新范式和途径。毕竟，王国维、鲁迅或是刘若愚等比较诗学前辈们都不是为了学科生产而学术，而是在知识分子该有的人文情怀激荡下，在各种知识资源的整合中，用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实践开拓了一个学科和曾经辉煌的学术时代。

注释

①详情可参阅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见《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张海明:《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汪涛:《论中西诗学与比较诗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云鹏:《中外比较诗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载《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尤战生:《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等。

②相关归纳总结可参阅曹顺庆:《比较诗学研究的方法》，见《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单篇论文:程亚林:《中西文论比较方法辨析》，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蒋述卓、阎月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比较文论研究评述》，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等。

③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庆本、张华:《西方浪漫主义阐释的有效性——对屈原作品的个案考察》，载《文史哲》2001年第6期;方汉文:《“神思”新释:艺术心理与语言——〈文心雕龙〉的比较诗学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伍世昭:《比较诗学视野中的“五四”表现论》，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张思齐:《从中西诗学比较看宋诗的理趣》，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

④具有代表性的有: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陈跃红:《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徐新建:《比较诗学:谁是“中介者”?》，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4期;黄宗广:《从历史建构审视“比较诗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刘耕华:《中西比较诗学如何可能》，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⑤具有代表性的如，曹顺庆:《寻求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孙景尧:《消解还是被消解——当代文论发展和比较文学发展的管见》，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高玉:《论当代比较诗学话语困境及解决路径》，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⑥Gerald Graft:Professing Literature:An Institutional Histor，Chico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3.

⑦Steven Totosy:From Comparative Literatore Today to-war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in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te:A WWWeb Journal1.3（1999）

⑧可参阅《共同诗学的问题》，见乐黛云、陈跃红等著:《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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