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针对学术上相对主义或消极解构主义的诸多弊病，一种试图尽快重新确立某种意识形态绝对权威，独尊某种学术理念或理论体系的倾向逐渐强化起来，此种“回归独尊”的学术倾向固然有强劲的传统观念和某种信仰为支撑，但操之过急却很可能适得其反，且其学术绝对理念本身也不免有些虚妄;再如针对学术上自由主义的空疏散漫和主观主义的“别有用心”，有些资深学者及其门人在忧患中开始大力提倡史料学方法和“重回历史语境”，却不期而然诱发了“溺于史料”的学术倾向，显示了某种近乎无聊或纯粹客观主义的“无所用心”;又如受“数字”时代物化思维、量化管理的制约，在“抢抓机遇”猛搞学科建设的体制导向下，急功近利导致的学术套餐式的丛书、论集、文丛被大量生产出来，虽花样翻新却明显受制于“物”，徒有“量”的增加。
凡此种种，不免要引发更多的问题和困惑。但纵然问题再多些，困惑再大些，学者学子们也还是要竭力寻求解困之法和学术之道，因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法则和价值指归。就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自然也是如此。他们上下求索的一条出路就是:尽快在必要的专业知识基础上熟练掌握某种（或多种）学术方法，炼就自己的“火眼金睛”，从而以高水平或独特的学术眼光有所发现，有所创获。比如在文学研究领域，熟悉和认同后殖民主义方法的，就有了对强势文化或文化霸权的冷眼相看，以及对文化侵略、文化失语等现象格外关注的目光;熟悉和认同解构主义方法的，则易于生成“巫山云雨皆堪疑”和“见谁灭谁”的别样眼光及批判视阈;熟悉和认同美学与新批评方法的，对作家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艺术形式则情有独钟，崇尚细读细品，对结构、语言、形象的细微之处，往往能发现其妙味余韵及创构的佳境……此类“方法”与“眼光”相对应、相适配的现象，可以说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也有着相当充分的体现，多年来我们其实都在通过探求方法而努力寻求着各种各样的新的学术眼光，从而不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被忽视被遮蔽的真相。因此运用不同研究方法也就可以写出不同的文学史，体现出不同的文学史眼光。但奇怪的是，我们在研究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时，灵活多样的方法运用和各种角度的透视分析业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却在文学史写作中很少体现这些研究方法和成果，许多文学史仍比较单一地遵循某种稳定的写作模式（如所谓历史与美学的统一，或背景、内容加形式），使文学史建构总是处于一种滞后的大同小异的状态。而当某种“独尊”意识再度强化时，这种文学史书写还可能继续大行其道。在此，笔者针对学科发展现状及现当代文学史撰写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针对现代功利型社会一味讲求量化，追求速度所造成的速成、速配效应及其所诱发的种种弊端，除了与学界同仁一样在本学科继续倡导严谨扎实的学风、增强学术精品意识之外，还想在诸多方法与眼光之中，特别强调以下三种“适配”而非“速配”的研究方法与学术眼光。
一、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
现当代文学学科那些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是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专著宏文，其实多数都是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综合地考察研究对象的结果。笔者看到的本学科许多知名学者的论著，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文学史的纵横或多向建构的少量史著，便多属于成功运作此种“综合型”研究方法的厚重成果。事实上也只有那些学养深厚，并能整合、驾驭多种方法者，方能赢得文学史的写作资格。同时，全局性眼光也体现在，能够借鉴与化用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综合整合且兼通兼容，来多方面地建构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锻铸坚实而丰硕的学术成果。即使在现代学术背景上运用传统治学方法，甚至重新尝试使用文言，进行“古典文论”式的表达（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钟书《谈艺录》），亦有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大量的研究却常常满足于比较空洞的宏观研究，尢其容易满足于注目历史上的“热点”和“亮点”，关注“文化中心”，对历史上的“文化边缘”或“弱势文化”则多有忽视。比如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西部文学便研究不够;在西部文学研究中，西部现代文学研究则更其薄弱。在西部现代文学研究中，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史料发掘整理工作也做得很不够。给人的印象是，西部除了重庆文学、西南联大文学、延安文学等少数“亮点”之外，就是一片片广阔的“文化沙漠”了。其 实，在西部还是有一些地域文学值得关注的，如西安现代文学，桂林现代文学，新疆现代文学及西部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等等，在这些地域文学研究中，史料上的发掘整理也明显不足。如西安现代文学，常常被学术界所忽视。人们往往在关注延安、遗忘西安的历史惯性思维中，总以为西安现代文学乏善可陈。事实上，西安的《黄河》杂志，作为谢冰莹女士主编的重要文学期刊，是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刊物，作者的全国性特征相当突出。这个刊物的史料整理和综合研究显然很有必要。这就是说，如从全局性眼光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则绝不能忽视西部现代文学。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研究东部文学或文化中心文学的“西进”或“西游”现象，通过充分的史料发掘，研究西部读者对东部文学的“接受”或东部文学的传播。自然，顾及地域文学及其互动性研究，更是为了真正把握文学全局，只有全局性文学研究充分了，也才能很好地整合、建构出更为有机、更具分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既要避免政治干预而忽视台港澳文学，也不要因为某种文化优越感而忽视西部现当代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其实，通过张承志的《金牧场》、阿来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及姜戎的《狼图腾》等西部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少数民族文化完全可能对汉语言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绝域产生大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出现的诸多危机更需要我们汲取各种各样的文化营养，而西部文学在这方面无疑也可以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
我们既要顾及全局，亦要看到差别。能够识别事物，参透规律原本就与人类的比较思维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学术研究非常需要自觉的比较意识，拥有明辨明敏的比较眼光，只有这样才能纵横比较，明察秋毫。虽然目前在比较文学领域，有的固守文学本体的纯正，有的建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网络，有的宣告走向比较文化研究，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学术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必要画地为牢，为了捍卫文学审美研究的纯洁性而拒绝走向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跨比”境界。只要是从文学出发或以文学为基点“比”开去，说开来，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就都是可行的。近些年来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即大力提倡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昭示了批评空间的开创与研究领域的拓展。在此笔者特别想强调这样一点，就是文学比较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因为比较意识的强化和对文化研究的青睐，可以连通融会，由此造成研究的开阔性、细致性和趣味性;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各有优势和劣势，二者的紧密结合则可以互动互补。由此比较文化研究的视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无疑也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善于比较或以比较为“潜话语”，其实原本就是开放性世纪即20世纪以来中国人必须学会的本领，现当代文学学者大多也习惯于继承“五四”新文化先驱的思维方式，高度关注中外文学文化的异同，将比较文学方法视为常用常新的内在方法。倘能具有强烈的比较意识，拥有开放灵活的比较眼光，就可以看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天地其实还是相当广阔的，许多方面的比较研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如在跨国的文学比较方面，仍显得比较简单肤浅，还有大量的国别文学比较可以纳入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跨地区（本国本民族的跨地域）的文学比较研究虽然出过一些书，但多数仅仅在相对意义上言说各个地域文学的构成和特色，相对独立的地域（如省市）文学史研究仍相当薄弱，自觉的相互比较研究就更少见，能够熟悉和理解不同民族语言 和文化传统并进行成功比较的学者队伍，甚至可以说还非常匮乏;社团、期刊与作家的比较研究，空间也仍然很大，仅仅对作家人生和作品的深入比较就还有许多课题可做;现代性别文学的比较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人们的疑虑一样众多，女性学者的有限努力多已陷入困顿，惟有两性学者更多更好的沟通和对话，才能将相关的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的思考引向深入，对“文艺性学”或性别与美学的关系也才可能获得更为充分的理解;文学的“代际”或发展研究，可以引发对“文化代沟”影响人和文学的高度重视，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生活面貌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感知可以在文学老一代、文学新生代、文学萌芽代等“代际”之间生成许多有意味的话题;现当代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的科际整合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环节，即使现当代文学与其近亲如现代影视戏剧、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也缺少充分的资料整理和深入的系统研究，文学与各种媒体（如书籍、报刊、网络及电信等）的互动关系也还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们一专多能的治学功力也有待于继续修炼。对学术而言，学科界限往往是人为的，有时甚至妨碍人们对事物的整体认识，因此学术界对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强调，将有利于我们学术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比较，必将极大地激活我们的思考，各各选择适合于己的方法，展示个性化的学术眼光和风采，由此必能继续扩展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阈，取得许多可喜的新成果。
三、与持续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
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文化再造的角度，我们无疑应非常注意未来学术力量的培养。这里想引出一个话题，即学风与研究生培养。近些年来，出现了相当可喜的现象，譬如现当代文学学位授权点多了，导师队伍壮大了，报考和在校研究生人数快速飙升，其规模空前庞大，应该说学科的后备力量相当充足。但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培养也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在本科生及较多的同等学力者中，大多数人以为现当代文学好考易学，却认识不到“入门容易入道难”，更缺乏攻关拔寨的学术勇气和精神准备;在校研究生为文不规范不严谨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出现了较多的雷同或低层次重复的东西，一些研究生对剽窃、下载、剪贴或“学术蒙太奇”的速成之法心领神会，甚至还存在着买卖论文等恶劣现象，这些都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学风不好，影响亦远，对学科的形象也会有所损害。而无论是老先生还是中青年学者，只要是导师或学者，也都有个学术自律问题。有的知名学者常以“太忙”为理由，为其信笔涂鸦或忽视学术规范行为进行辩护，却不经意间给后生学子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培养学术新人，我们可以主要采取正面教育引导的办法，如在高等学校、学科研究会等机构所设的有关奖励中设立研究生学风奖，对当今研究生灌输吃苦耐劳、十年磨剑的治学方法，同时也可以积极推广有的学者所提倡的“快乐研究法”，因为与生命需求同构的“快乐研究法”既可以激励来者，也可以慰安自我，从而共创学科的未来。
研究方法自然与文学史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拥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相应的学术眼光，就会建构或重构出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来，并由此进入学术文化持续创造的过程之中。除了一般教科书类型的文学史需要较多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之外，研究型史著则可以完全不受此限制。也就是说，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应该允许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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