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同一时间段的文学史，也可能随着一些 档案的解密、资料的发现以及党派观念、文学观念的嬗变，从而出现颜色不同的文学史。客观上说，分级分类的文艺观念也许是最诚实最宽容最人性化的文艺观，由此产生色彩有异的文学史著当属于正常现象。而同一地域（国家、民族地区或省市地市等）的文学史，也可能出现多种各不相同的文本，即使都写中国西部文学史，也完全可以由于研究主体的不同，写出面目有别、互补互动的文学史来。西部学者可能着力撰写的是肯定性甚至带有宣传性的西部文学史著作，东部学者可能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建构着否定性或反思性较强的西部文学史著作。

很多事实证明，多样化的方法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建构中，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多样的方法与多样的眼光，可以极大地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层面、视野、境界及内涵，多样化研究方法的坚守与多样化眼光的择取，正是一个学科赖以发展的基础。过去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身处庐山内外必是各有所见，亦如身处学科或课题内外，进入有进入的感受，出来有出来的感受，进进出出，无穷尽也，原本属于正常现象，因此不必忧心忡忡，担心“庐山”没有人来观赏探询了。对我们的学科来说也是这样。积极借鉴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就会获得丰富、开放的文学史眼光。但要警惕简单沿袭某种单一方法，避免学舌的尴尬和视阈的偏狭。那种见“美国学者如何说”、“日本学者如何看”甚至“台湾学者如是观”，便诚惶诚恐，恨不得亦步亦趋的做法，固然有学术传播上的意义，但却很容易由此失去自己的学术眼光和独立判断。其实，即使面对同样的“第一手资料”，如何甄别、分析也仍会有不同的眼光与结论。如形形色色的“派别主义”（不一定是宗派主义）者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派别眼光”，即使从同一份历史档案卷宗中，也会看到迥然不同的东西，给出也许是相当对立的解释。见仁见智，似乎是人文领域尤其是审美与情感领域的“铁律”。“别具匠心，独具只眼”，甚至被人们目为极为难得的天才素质和从事文学文化创造的前提。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最尚主体自由的精神领域，最重情感丰富性的心灵世界——各个身在其中的作家或读者，创造者或接受者又完全可能是“单一”的，固执的，有着自己的偏爱或独嗜。但正是由于这样和允许这样，才造成了如马克思所说的，构成了精神世界的林林总总，才有了紫罗兰和玫瑰花等众多的花香。精神生态学告诉我们，并没有哪一种精神命定是最高贵的，甚至也没有哪一种物质是最重要的，存在的“属性”也可能因为情感等主体因素的作用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从纯粹的物理学意义上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心理学意义上完全是可能发生的。此外，文学研究与情感体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对话过程中，骨子里也是在寻求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我们在强调学术方法与眼光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强调生命体验，包括阅读体验，不要沦为某种研究方法或工具的奴隶。这也就是说，学者应从自己的真切体验出发，而不是从某种人云亦云的概念或方法出发，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章，产出烙有自己印记的成果。这也许可以说是浪漫的文学研究吧。在人文学术陷入困境时多萌发一些这种学术性的浪漫之思，或许不失为一种救助之道。

过去，我们习惯于从客体出发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如今既可以继续如此，更可以从主体出发去选择研究方法:面对同样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首先寻找的是适合于己的 研究方法，自己最适合最拿手最感兴趣的方法往往可以引导自己找到能够体现自己特点的研究角度，这样的研究角度对研究者来说就是“最佳视角”;如果将研究对象也视为主体性存在，于是对象主体与研究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便不再是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由此而来的“主体间性”便可以创化出绝非静态固化的“存在”，相应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也便不再是仅仅为了寻找过去时态的东西，而是主要为了“实现自我”或“新的文化创造”。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体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既要遵循学术方法的普遍规律，也要有与学科甚至学者“个性”相适配的学术方法，同时由于思想方法与眼光视阈的内在联系，拥有不同学术个性的学者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彰显出不同的学术景观，建构成各异的文学史著。笔者以为，鉴于学术眼光与学术方法关系十分密切，意欲继续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本学科的持续发展，尤其需要更高层次和更加深邃的“全局性眼光，比较性眼光，前瞻性眼光”。实施和增益这种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当会有助于我们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产出更多更好的见解独到的学术成果，增强学科建设的信心与学术自由的信念，矢志为学科发展与学术民主而继续奋斗，由此我们的学科前景也才会更加光明，学科生命亦可充满活力，不至于连存在的合法性都屡遭一些人的质疑。在此，笔者由衷为我们“依然年轻”的学科祝福，祝她在多样的方法与眼光的运作和使用中，杂糅兼容，常研常新，为学术文化赓续与再造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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