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没有注意我们指出的这一点，相反让他倍感兴奋的是“Es gibt”的“它给出”的意义，尤其是海德格尔将“给出”引申为“发送”。《明信片》最重要一章“Envois”之题意即来源于此。通过“Envois”之作为“给出”或“发送”之物，例如明信片，德里达进一步提出它是否就一定能够“发送”到接受者手上的问题。邮品的“发送”从属于一个邮政原则，一个发送系统，而在此原则或系统内部隐含着一个致命的不确定性，德里达最初在《真理的邮差》一文中描述说:“一封信总是不能达其目的地。其‘物质性’和‘拓扑结构’缘于其可分性，其总是可能的分开。……这倒不是说一封信从未达到其目的地，而是说它隶属于总是可能无法到达的信件结构。没有这一威胁……信件的流通甚至就不能开始。而有了这一威胁，流通则总是不能完成。”26 在“Envois”中，德里达再次提到“一封信总是不能达到其目的地”及其所隶属的以可分性为根本的“信件结构”27 ，并极具声色地描绘了其个人“发送”邮品的经历和内心体验:

我有时一连写上好几封信，其时让我感到恐惧的那一刻是，将写好的东西封入信封。我是否写错了收件人，颠倒了地址，或者将几封信装入同一信封?这种情况或有发生。如果是在去投入信筒的那一刻，我举着装好的信封、冲着灯光照照而仍不能确认对错，那么我很少有不将一些信件重新拆开的。我的分拣和我的通信就是这个情景。前前后后我总是忧虑着信件被取走，另一次，再一次或者我错过的那一次。有时这种忧虑长久得不可思议。信件或一批信件被掷进邮筒（我最终还是松开了手），我却能够脚底生根似地站在邮筒前，仿佛面对着一件无法弥补的罪过，忍不住想等待下一趟邮班，劝说邮差可以让我把投进去的一切都取出来，以最后一次查验地址走否写得正确。28 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表现是形成而上学的宿命，是“信件结构”的劫数;没有可分性就没有信件之为信件，而有了可分性就必然同时是不确定性，进一步则可以说有了不确定性还可能意味着信件将不复为信件，因为信件如果不能到达其目的地，它就不能算是正常意义上的“通”信。与海德格尔不同，虽然出发点都是“给出”或“发送”，但海德格尔是从“发送”的角度界说“存在”，他所关注的是“它”与“存在”之间的由“发送”所决定的关系，“存在”因“它”—“发送”而如何存在的问题。在“发送”中“存在”可能有变形，可能成为“非存在”，但绝不可能消失，“确定性”仍是“存在”的根本，或者说，“真理”仍然在着。而德里达则顺着“给出”或“发送”一直目送着“存在”或“赠品”或他的“邮品”无限地远去、远去，最终消逝在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总是处在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消逝过程。

因而“邮品”和它的旅行就是符号的解构性意指过程，是意义的“异延”或“播撒”，是“书的终结者和文字的开端”。“邮品”及其无限“异延”或“播撒”的可分性就如同“书写”的概念，不再是“声音”的僵死的提示，不再是真理的苍白的再现，相反它表征着差异、疏离甚或背叛。必然的结论于是就是:再也不要“书写”情书了!再也不要“发送”明信片了!表意系统或交流系统的内在不确定性将这一切归于徒劳。哲学同样被归于徒劳，因为哲学也依赖于一个健全的表意系统，一个显现的体系。试想，当谢林或黑格尔的“绝对”不再被“发送”，不再经“发送”程序而最终回到其出发点，即“绝对”实现其新的“同一”或理念辩证地回复其自身，那么哲学便不可能抓住其对象，而没有对象的哲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二元论的对立或“距离”成就了哲学，而“距离”的无限的即没有终点的延展则又取消了哲学。诚然对于德里达来说哲学可以在许多意义上被取消或重写，以此而因应 当代世界的种种事件，如有人所指出的，全球性伦理和法治问题，科技发展对传统生死概念的挑战，宗教运动的复兴对“理性”价值的新型压力，还有以“文化”为名的艺术和生活的剧变，等等29 ，但是惟有这从“距离”上所说的取消才是哲学性的和基础性的。

在哲学的或“距离”的意义上取消哲学，同时就是取消在哲学“距离”上所建构出来的文学或文学观念。前面已经有所证明，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或信条如模仿、想像、修辞、陌生化等等都是对“距离”及其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显形，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因而除了是事件性（如电信技术的影响）描述之外，也是哲学论辩式的，即从理论上说无论事件是否发生以及是否发生在德里达身上，其从哲学上取消文学都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至于是否电信技术的发生实际地触动了其哲学神经，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四、行动没有距离:文学对自身的取消

什么是文学?德里达很聪明地并不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是直接的回答，无论答案可能是什么，结果将都是对文学之“文学性”、之“本质”的形而上学式的界定。而如果说这就是文学的话，那么德里达则根本不承认有过这样的文学、有过如此界划的文学性:“如果这本文学手册意欲讲出什么的话，现在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它应该首先宣布没有——或几乎没有，或一直少有——文学;应该宣告，无论如何都没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真理，文学性之物或者文学之作为文学”30 。因为，“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保证一个文本的本质的‘文学性’。没有可确认的文学本质或文学存在。如果您去分析一件文学作品的所有要素，您将永远见不到文学本身，您只能遇上一些它分享或借取的、您在其它文本中也可以发现的特点，无论是在语言、意义方面或是在被指示物（‘主观的’或‘客观的’）方面。甚至那允许一个共同体就此一或彼一现象之文学地位达成一致的惯例也仍然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并总是有待于修订”31 。文学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常在、独在、裸在;文学就是互文性，就是文学史，“就此而论，文学不具有纯粹的独创性。一篇哲学的或新闻的再或科学的话语，可以按照‘非超越的’方式进行阅读。‘超越’在此是说超出对能指、形式、语言（请注意我不说‘文本’）的兴趣而指向意义或被指示物（这是萨特对于散文所作的简单而恰当的定义）。对于任何文本都可以作‘非超越的’阅读。再者，没有任何文本其自身就是文学性的。文学性不是一种天然的本质，不是文本的一种内在属性。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关联物。这种意向关系将自身整合成为一个部件，或一个意向沉积层，即对于规则的或隐或显的意识，这些规则是惯例性的或体制性的——总而言之，是社会性的。当然，这绝不是说文学性纯粹是设定性的或主观的，即是说那种经验领域的主观性或者每一读者的异想天开。文本的文学特性被刻写在意向客体一边，也可以说，被刻写在其意向对象的结构中，而不单单是意向行为的主观方面。文本之‘内’存在有召唤文学阅读以及使人想起惯例、体制或者文学史的特征。这一‘意向对象的结构’被（作为‘非现实的’，用胡塞尔的术语说）包括进主观性之中，但这样的主观性是非经验领域的，而是连结于一个主体间的、先验的共同体”32 。文学没有绝对的本质，没有界线分明的属地，任何文本只要您愿意都可以读作文学的或者非文学的。似乎文学或非文学只是取决于阅读方式，取决于现象学所谓的“意向作用”，但是对于文本的意向行为并不是主观随意的奇思异想，德里达发现，在意向对象的结构中、在意向行为中都内化有一定的规则、惯例、主体间性即一切社会性的东西。一个文本之所以能够被“超越”地或“非超越”地阅读，乃在于文本与对文本的意向行为即阅读显形中都同时地赋有文学的与非文学的、非指称性的与指称性的要素。文学因而如果仍然需要界定的话，它是某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对象，是一历史的或临时的因而必然将接受修订的想像契约。德里达用“文学行动”取代“文学本质”，因而就是用“行动”的复杂性否定“本质”的纯粹性，用“行动”的介入性否定“本质”的被发送性即距离性，或者用德里达的原话，“文学的本质，如果我们坚持本质一词的话，就是在刻写和阅读‘行动’的历史渊源处被作为一套客观的规则而生产出来的”33 。这就是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它的“行动”，进而言之就是它的非本质，就是它的在时空性。要 之，“文学以其无限定性（1imitedlessness）而取消了自身。”34 看来欲解除文学，诚其易也，仿佛只要指出无纯粹之文学或者文学的“无限定性”和非距离性便可以万事大吉了。但是德里达亦有其自相矛盾之处，就是当他宣称文学具有 “讲述一切的权力” ，以及“没有无文学的民主;也没有无民主的文学。……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将它们彼此分开”35 时，他实际上就已经把文学 本质地 界定为“虚构的体制”36 了。文学以其虚构的本性可能被允许“讲述一切”，可能被赋予“无限的权力，提出任何问题，怀疑所有成规，分析每一预设，甚至包括那些伦理学的和责任政治学的预设”37 ，但同时也恰恰是由于这一虚构性，其“讲述一切”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其“无限的权力”仅仅意味着突破现实界、无碍地翱翔于想象界，但决不是可以重返现实界，因为文学作者在其虚构的言说中“不对任何人负责，甚至也不对他本人负责”38 ，他主动地将一切责任都卸除给他笔下的人物，是他们在说而不是他在说。德里达这里的潜台词于是就是，文学的民主是虚构的民主、言论的民主、不指涉现实的民主，——这就是文学的本性!不过，德里达完全有理由反驳说，“虚构”并不是他所谓的文学“本质”，并不是那种永恒而纯粹的审美性质，因为虚构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或者虚构的“文学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其中刻写了约定而制度化的东西”39 。在此我们无意与德里达较量，指出其矛盾、甚至展开其最基本的文学观，是由此而揭示其文学终结论的具体所指，以及此一具体所指所可能引发的进一步话题。显然德里达并非要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确实只是某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之所终结者就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情书、哲学以及精神分析之所以与文学一起殉于“距离”，从理论上讲，均缘于其与“距离”有关，甚至以“距离”为前提，因“距离”而生、而延续，并因“距离”之消失而消失;并且更根本地说，由于我们已经揭示的“距离”的形而上学性，终止那“距离”的文学即意味着终止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于是就是其整个解构战役的一个行动。

结语

以上仅以德里达《明信片》为案例的说明，表明希利斯·米勒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命运的忧虑，不是毫无来由的杞人忧天。对此，米勒是清醒的，而另一方面他又是那么地执著于文学事业，不改初衷。其“执著”是建立在一个清醒的意识之上的，惟其清醒，他才能够以变通的方法坚持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可取代性以及与人类的永恒相伴。

面对图像和其它媒介文化的冲击，米勒试图以一个更高的概念即“阅读”（reading）予以海纳:“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成为主要是对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当然是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但经典的概念需要大大拓宽，而且还应该训练阅读所有的符号:绘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资料。当今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能够阅读、能够阅读一切符号的人，而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0 。他在另一处强调:“这里阅读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也包括围绕并透入我们的所有符号，所有的视听形象，以及那些总是能够这样或那样地当作符号来阅读的历史证据:文件、绘画、电影、乐谱或‘物质’的人工制品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摆在我们面前有待于阅读的文本和其它符号系统，阅读是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聚集起来解决我们的分歧。这些自然也包括了理论文本”41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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