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道德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品质，道德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产生了作用。这种完全放弃道德批判的思想倾向，就是当前文艺创作在欲望写作上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中，人们对这种真正的道德批判的放逐有三种方式：美学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和哲学的方式。这种对真正的道德批判的放逐，实际上就是为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横行松绑和打开绿灯。

　　一、从审美层面上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

因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所以，在艺术世界中，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即有些被否定的艺术对象在其他阶级的审美中则得到了肯定。但是，有人不是挖掘这种审美转变的历史根源，而是认为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有很大的不同。刘再复就认为：“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我们的观察的确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审美眼光。所谓开放性，就是应当超越狭隘的、封闭式的世俗眼光。例如，在一般道德范围内，惩恶劝善的眼光是合理的，但是，在审美范围内，如果还仅仅是这样的眼光，那就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中的种种人物要么是善，要么是恶，非此即彼，可是，这样人物形象就会变成抽象的寓言作品。而开放式的审美眼光，则要求作家和批评家既站在现实的地上，又要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审美观察点上，把人看成审美对象。一旦将人看成审美对象，那么不管是什么人，其内心世界都可以具有审美意义。”刘再复所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就是超越真正的道德判断。所谓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概括地说，就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来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等等的性格两极的矛盾运动。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仍然有人认为，道德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文学的救命稻草。恰恰是在道德终止的地方，美学就产生了作用。他们强烈反对在艺术世界中进行真正的道德批判。这实际上是在艺术世界中肯定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合理存在，并为新兴阶级的理想人物争取合法地位。

　　二、从历史层面上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

有些人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现象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李泽厚就认为：“历史的前进体现了二律背反。例如一方面，历史上的战争死了很多很多人；另一方面，战争也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人类社会中，有些残酷的行为却常常推动历史的前进。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多少人头落地。马克思也讲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么残忍。我不赞成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那是肤浅和错误的。因为历史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人道的，特别是古代，需要通过战争，需要通过残酷的掠夺，才能发展，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二律背反。”（《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李泽厚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页。）李泽厚由此概括并提出了所谓“历史与感情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一书中努力地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说：“情欲进入社会历史范畴之后，处于不同的系统，可以显示出完全不同的价值，二重组合之所以极其复杂，其原因就在这里。简单地把性格的二重组合视为固定化的善恶的线性排列，其错误也在这里。我们仍以贪欲为例，前面已说过，人对权力、地位、金钱的占有欲，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在道德系统中，它表现为邪恶，而在历史动力系统中，它又表现为进步。”“本来在道德范围内的恶——贪欲和权势欲，在历史动力的范围里则表现为善——进步作用。正视这种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正视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性的一种表现。”1998年，李泽厚在《世纪新梦》一书中收入了他和刘再复的一个长篇对话。在这个对话中，他们反复提倡政治与艺术二元论思想。李泽厚提出：“我讲历史与感情的‘二律背反’，讲历史与感情各有价值，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在历史层面上，以感情代替历史，代替政治，就会出现反理性判断，造成对历史运动的破坏；在感情层面上，则相反，如果以历史以政治取代感情，就会扑灭感情，取消感情。”刘再复说得更加透彻：“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它完全不同于历史层面的东西。它必须超越历史层面，对历史进行反观反思，与历史保持距离，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一元论就是抹煞这种距离，要求作家完全置身于现实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一个作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也可能不得不置身于一个政治集团之中。但是，在进入文学创作时，他应当超越政治集团的立场，抛弃政治集团成员的资格，而以作家的资格，即以作家特有的人道眼光和心灵参与艺术。这时，他就会与现实政治斗争拉开距离，把现实的残酷斗争视为一种人类尚未成熟时的不幸现象，并从中叩问人生的困惑和人类的命运，从现实的形而下境地进入超越的形而上境地。可是，政治一元论完全把文学艺术拉入现实的层面。”李泽厚还进一步地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与艺术的二元论思想。李泽厚说：“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情感的、伦理的东西与政治的东西在不同的层面起作用，有些时候两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但有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又很激烈。”“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伦理主义的目标，但是，许多东西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在历史主义范围里并不合理。例如，反对贫富不均的要求，也就是平均主义的要求，在伦理主义的范围里是合理的，但在历史主义的范围里就不合理了。”这种二元论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同时，肯定了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丑恶历史，为邪恶或者邪恶势力的合理存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从哲学层面上放逐真正的道德批判。

有些作家为了肯定“痞子”作家或“流氓”作家，提出了粗鄙存在观。1993年，有位作家将王朔的创作倾向概括为躲避崇高，并作了高度肯定。这位作家在《躲避崇高》一文中认为，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这种理论认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其次才有王朔。躲避崇高虽然是对个别作家创作倾向的把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反，王晓明等人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则认为躲避崇高这种创作倾向是一种倒退，即“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这种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为了回击这种文艺批评，王蒙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具体的人也是人，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
 
　　这种粗鄙存在观不过是重唱存在就是合理的老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他乐于承认一切伟大的和崇高的，并且欢迎它们的存在。”认为历史上的英雄们，“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个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而“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只有禽兽才是真正天真的。”黑格尔认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鉴别善恶的能力。1950年，美国文学家威廉·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中认为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持。”威廉·福克纳坚决反对作家躲避崇高，认为没有爱情和荣誉、怜悯心和自尊心、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文学就被阉割了，被扼杀了；强烈诅咒这些青年作家，“他们描写的不是爱情，而是罪恶，是失败者一无所失的失败，是既不带来希望，又不带来怜悯和同情的胜利，而这是最可怕的。他们的创伤不会损伤永恒的躯体，也不留下疤痕。他们描写的不是心灵，而是内分泌腺。”躲避崇高论则是漠视这种价值高下的判断，它放弃了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有人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是一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即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粗鄙存在观反对虚无存在，否定存在的多样性，是正确的，但是，它反对多样的存在见贤思齐，就是相当错误的。这种粗鄙存在观不但充分肯定了邪恶或邪恶势力的存在，而且极力抵制人们对这些邪恶或邪恶势力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