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现代小说/空间形式/叙事结构/时间

长期以来，叙事学理论对时间问题关注较多，对空间问题着力甚少。在关于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空间形式”的探讨中，其“空间”非指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的物件或场所，而是一种抽象空间、知觉空间、“虚幻空间”。只有在完全弄清楚了小说的时间线索，并对整部小说的结构有了整体的把握之后，这种“空间”才能在读者的意识中呈现出来。构成现代小说空间形式的要件是时间，或者说时间系列。小说的空间形式必须建立在时间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叙事的秩序；只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也是未来小说发展的趋势所在。 理论经纬
    长期以来，无论是叙事学还是一般的小说理论，都对时间问题倾注了过多的研究热情；相比之下，对空间的关注简直是少之又少。诚然，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而叙事的本质即是对时间的凝固、保存、创造和超越[1]； 对事件的叙述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律，否则，叙事的秩序就建立不起来。英国女作家伊利莎白·鲍温说得好：“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的利用的。”[2](P602) 但是，对时间的重视不能导致对空间的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先验的直觉形式”，时间只有以空间为基准才能被考察和测定，正如空间只有以时间为基准才能被考察和测定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存在”，还是作为一种意识，时间和空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正如让一伊夫·塔迪埃所说：“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3](P224)。本文即欲着力于探讨作为“结构”的“空间形式”。

    　　　　一、叙事的困境

    我们的论述将从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阿莱夫》开始。在这一短篇杰作中，博尔赫斯以形象的方式，提出了叙事的困境问题。
    《阿莱夫》的情节并不复杂：尽管贝亚特丽丝·维特波死了，但对她怀有一种“不合情理的爱”的叙述者“我”，仍会在4月30日她生日这天， 到加拉伊街她的家去探望她父亲和表哥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与罗伯托·亚历山德里离婚后，她一直与父亲和表哥卡洛斯住在一起）。“我”与卡洛斯是暗中的情敌，所以“我们内心里一向互相厌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地赢得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的信任”。于是，“我们”偶尔会聚在一起聊聊，聊的话题主要是卡洛斯多年来一直在写的一部长诗。卡洛斯“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但在“我”看来，“从达内里的诗里可以看到勤奋、忍耐和偶然性，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所说的才华”[4](P329)。某一天， 卡洛斯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告诉“我”：由于房东要扩大咖啡馆的经营，准备拆除他的住房——其“加拉伊街根深蒂固的老家”。卡洛斯说，他不同意这么做，准备找律师打官司。在这关口，他还向“我”透露了一件“十分隐秘的事”，那就是：“为了完成那部长诗，那幢房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个阿莱夫。他解释说，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4](P333)。“我”禁不起诱惑，决定去看看这个神奇的“阿莱夫”。在进地下室之前，得“先喝一小杯白兰地”，之后，按照卡洛斯的交代，“你必须仰躺着。在黑暗里，一动不动，让眼睛先适应一下。你躺在砖地上，眼睛盯着楼梯的第19级。……几分钟后，你就会看到阿莱夫。炼丹术士和神秘哲学家的微观世界，我们熟悉的谚语的体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4](P334) 一开始，“我”还以为受了卡洛斯的蒙骗，但不久，“我”就看到了“阿莱夫”。那是楼梯下方靠右一点的地方的“一个闪亮的小圆球，亮得使人不敢逼视”：
    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公分，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看到一个古波斯的星盘，看到书桌抽屉里的贝亚特丽丝写给卡洛斯·阿亨蒂诺的猥亵的、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的信（信上的字迹使我颤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晕眩，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4](P335—337)
    看来，“阿莱夫”真的是一个神奇的、“难以理解的宇宙”，可谓芥子须眉、包罗万象、极天际地。据博尔赫斯解释，“阿莱夫”（Aleph ）是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在犹太神秘哲学中，这个字母指无限的、纯真的神明；据说它的形状是一个指天指地的人，说明下面的世界是一面镜子，是上面世界的地图；在集合论理论中，它是超穷数字的象征，在超穷数字中，总和并不大于它的组成部分”[4](P338)。总之，“阿莱夫”是一个包涵所有空间的微型世界。如果说， 永恒是关于时间的，“阿莱夫”则是关于空间的：在永恒中，所有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共时存在的；而对于“阿莱夫”，则全部宇宙空间都原封不动地见于一个直径约为两公分的亮闪闪的小圆球里（注：依笔者看来，“阿莱夫”是一种无意识空间，它是我们所有看过、听过、经历过或者想象过、思考过的空间的总和。这种“空间”平常总是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下，才可能被引发出来。如贝亚特丽丝家那幢已有40年历史之久的老房子的地下室，显然是引发这种“无意识空间”的好场所，正如叙述者所说：“过了40年之久，任何变动都是时间流逝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象征；此外，对我来说，那幢房子永远是贝亚特丽丝的影射。”而且，种种迹象表明，那个地下室很可能是贝亚特丽丝·维特波与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幽会的场所。在这种场所，在喝了一小杯白兰地之后，是很可能在意识中出现“阿莱夫”的。“阿莱夫”出现时的运行机制，和普鲁斯特的“无意识回忆”颇有相似之处：这种“无意识回忆”是由一种叫做“小玛德莱娜”的点心所引发的，当叙述者“我”喝着浸了“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茶时，顿时觉得“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并看到“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总之，与“无意识回忆”一样，对“阿莱夫”不能刻意去追求，它不是意识的产物。当然，“无意识回忆”主要关乎时间，而“阿莱夫”则主要与空间有关。）。显然，像“阿莱夫”这样的空间是无法加以叙述的，正如小说的叙述者所说：
    现在我来到我故事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中心；我作为作家的绝望心情从这时开始。任何语言都是符号的字母表，运用语言时要以交谈者共有的过去经历为前提；我的羞惭的记忆力简直无法包括那个无限的阿莱夫，我又如何向别人传达呢？……此外，中心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综述一个无限的总体，即使综述其中一部分，是办不到的。在那了不起的时刻，我看到几百万愉快的或者骇人的场面；最使我吃惊的是，所有场面在同一个地点，没有重叠，也不透明。我眼睛看到的是同时发生的：我记叙下来的却有先后顺序，因为语言有先后顺序。总之，我记住了一部分。[4](P335)
    其实，就是那些记住了的部分，我们也无法完整地加以叙述。这恐怕是人类自开始叙事的时候起，便碰上了的最大的叙事学难题。于是，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依循因果关系和时间的方向（过去——现在——未来）来组织事件，从而建立叙事的秩序。这就是所谓叙事的因果线性规律。分析起来，我们可以说20世纪以前的叙事作品（不仅仅是小说）基本上都是按照因果线性规律来建立叙述秩序的；应该承认，此中有着许多杰出甚至伟大的作品。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这一规律遭到了来自现代小说家的无情攻击。首先遭到攻击的是小说的时序。在意识流小说中，事件的时序已遭到革命性的颠覆；在“新小说”中，时间的三维已凝固为特定的“现在”；在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小说《回归种子》中，时序更是完全倒转，事件呈“逆时针”运行。其次，叙事中组织事件的因果规律也受到了挑战。法国作家塞利纳于193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长夜行》，便是一部不依因果规律组织事件的作品，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前一件事与紧接着的一件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当然，尽管这部小说中的事件间没有因果关系，可小说的时序倒是保留着，也就是说，小说叙事均按照时间先后依次进行，几乎不用倒叙或回顾的手法，而且写的每一件事都有头有尾，分别占一章或几章（注：塞利纳的这种写法很特别，比较符合人生的实际情况，因为人的一生经历的事件中有因果关系的毕竟只是少数。对于这种写法来说，重要的是选择好要叙述的事件，这些事件间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要能反映人生或生活的本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前苏联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的思想：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大块时间的话，我们只要把那些多余的、无用的时间去掉，剩下来的便可以成为艺术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这种方式，塔可夫斯基拍出了《伊万的童年》、《乡愁》等艺术水准极高的影片，塔氏本人也因此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塞利纳也因《长夜行》一书，和普鲁斯特齐名而被评论界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两位法国小说家。）。
    既然传统的叙事方式受到了挑战，那么理想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博尔赫斯另一篇题为《曲径分岔的花园》的小说吧。

    　　　　二、叙事与空间形式

    《曲径分岔的花园》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原青岛高等学校英语教授俞聪博士是一个被迫为德国人服务的间谍，他获悉了一个重要的秘密——知道新的英国炮兵阵地设在安克雷（法国南部城市，又名阿伯特、阿耳比）。可在当时，形势已颇为严峻：为英国效力的爱尔兰侦探理查·马登上尉已盯上了他。为了把情报成功地送给上司，俞聪博士只好杀死一个名叫斯蒂芬·阿伯特的人（因为这个名叫阿伯特的人，与新的英国炮兵阵地同名——借助于新闻媒体，俞聪博士能迅速地把情报间接送给上司）。斯蒂芬·阿伯特是一位汉学家，在被杀死之前，他向俞聪博士谈到了自己破译的一个谜。这个谜和俞聪博士的曾外公有关。原来，俞聪博士的曾外公名叫崔朋，他曾写过一部小说，并宣称建造了一座迷宫。但长期以来，崔朋的那部也叫《曲径分岔的花园》的小说几乎没有人看得懂；至于崔朋的迷宫，尽管人们花了很多时间到处寻找，可是谁也找不到。人们之所以看不懂崔朋的小说并找不到他的迷宫，是因为他们把小说和迷宫看成是两个东西，而根据斯蒂芬·阿伯特的研究，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崔朋的迷宫就在他的小说之中。构成这一迷宫的要件是时间。因此，《曲径分岔的花园》首先是一篇关于时间的小说。在小说中，斯蒂芬·阿伯特对俞聪博士说：
    曲径分岔的花园就是一个巨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它的谜底是时间；……与牛顿和叔本华不同，您的祖先不相信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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