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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反思自己经济落后的原因,国人当时认为是因为没有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应该一切向西方学习,补上资本主义的一课,要搞“全盘西化”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原本就是舶来品的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也充斥着这种论调。西方学者因为对中国甚至东方的文论不了解,从而抱着轻视的心态来对待。在西方比较文学学派中,法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仅仅限制于一国对一国的“二元的”事实关系的研究之上,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的贸易,将比较文学变为“法国中心”的文化扩张主义;而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法国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只不过将之扩大到“西方中心论”,把具有深厚传统的东方文论完全排斥在外。美国学者威斯坦因曾经说过“直到最近,远东国家尚未根据类属对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分类”。这说明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论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而在当时,东方学者提出援用西方文论“阐发法”,也是在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转向试图以西方文论取代中国文论。这种趋势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担心、忧虑。提倡西方文论的阐发法使得中国文论丧失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资格并进而沦为西方文论的附庸。同时,也有一些具有世界胸怀的学者,如韦勒克、刘若愚、叶维廉等人,认识到东西方文学的理论交流、互补乃至融合的可能性及其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们也致力于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国内一些老一辈学者如王元化、宗白华、季羡林等也对比较文学做出了贡献。中西比较诗学学科正是在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反思中建立起来。
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理论自觉,所谓“别求新声于异邦”,王国维、梁启超等一代学者注重从理论上研讨中西方差异。而且中西文学相对缺乏交流与影响,又处在不同文化体系当中,文学现象千差万别,一旦比较,对文学差异进行追本溯源,就会触及到深层的文化背景问题,进而进入到文学观念与理论的层面。这些原因使得中国比较文学的开端从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兴起,以寻求中国传统文学、文论向现代文学、文论转换的具体途径。老一辈学者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下,又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对于中西文学理论都有很深的研究。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已经很自觉地进行中西文学理论比较了;钱钟书学贯中西,注重中西“打通”,具有中西文学理论比较的广阔视野。在这样深厚的诗学传统影响下,经过50至70年代的一段停滞期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首先从比较诗学这个领域开始。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建立以曹顺庆先生《中西比较诗学》的出版为标志。
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建立完善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是指一个学科研究方法上升到哲学层面后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方法论反映了学科建立所依赖的哲学立场,并且糅合了支撑这门学科的时代精神与学术需要。方法论在学科当中起到主导作用,因为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对学科命运的把握。方法论不是方法,它应该包含了具体的方法、一般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三个逐渐抽象上升的层次。中西比较诗学学科对方法论体系的理论探索应该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批中国台湾学者对中西诗学的比较方法开始了自觉的摸索。以后的三十年,这些方法得到不断的补充、纠正和完善。总的说来,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体系建立在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之上,一批学者在不断地探寻适合东、西方文学平等对话的理论。现在中西比较诗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学科,也架构起一套科学、完善的方法论,在该领域的研究中起到了充分的指导和工具作用。
学科成立的背景决定了双向阐发是异质文化间的诗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双向阐发法”指两种或多种民族文学的互相阐发。“双向阐发法”植根于“阐发法”。“阐发法”最早由我国台湾学者古添洪提出。由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断裂和丢失,早期的比较诗学研究一直局限在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艺作品。比如王国维用西方的戏剧理论来比照中国剧作,得出中国没有悲剧这个论断就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例子。古添洪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文中甚至说“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中国派。”这种单向阐发的方法站在西方立场上,抹杀中国文学的价值,却在一定时间内大为流行。这正是中国学术界失去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表现。后来,首先由美国学者对这种方法提出质疑。1975年8月在台湾召开的第二届比较文学会议上,美国著名比较文学 家奥尔德里奇在会上指出“运用西方理论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似乎一致为在座的外国学者所反对”,“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是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此后学界展开长达十几年的论战讨论阐发法单向性是否合理的问题。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具有极大的片面性”。陈C、刘向愚的《比较文学概论》首先明确提出“双向阐发”的概念,“阐发研究绝不是仅仅用西方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或者仅仅用中国的模式去解释西方的文学,而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的文学互相阐发、互相发明”。曹顺庆因为古代文论的专业出身,意识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断裂,也意识到重续千年文脉的必要性。与单一“西化”不同,他对“比较研究法”的提倡和具体研究的实践,自始至终贯注了极为鲜明的问题意识,而且对国内当前“言必称西方”的学科现状充满了忧虑。曹顺庆在1988年就提出:“中西比较诗学正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探其根源的尝试”。中西诗学根植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当中,造成中西诗学具有不同特点。西方是商业经济社会,其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决定了叙事文学为主的文艺特征,而民主政治反映在文学艺术与文艺理论上表现出勇于创新的精神。中国长期处在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决定了中国诗学注重抒情写志,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空灵境界,提倡素淡的文采,含蓄蕴藉的风格。而严格的宗法政治产生的影响在诗学上体现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思想,顽固地坚持复古保守的立场。西方思想中尖锐的天人对立塑造了西方社会浓厚的宗教特征以及对自然无尽探索的热情,同时西方文艺理论也容易走极端,容易偏激,文学以震撼人心的悲剧冲突著称。中国一向主张“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听天由命,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安贫、节制、保守的民族特征,表现在文艺理论上形成了节制情感的“中和说”,要求抒情不要过分,文采不能太鲜艳、华丽,创作上反对标新立异,但是中国文学以优美的神韵、意境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审美价值。既然中西诗学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各自的社会根源,因此中国诗学不能也不应被西方文论所替代和覆盖。中国诗学与西方文论是地位平等的异质文化的诗学体系,它们之间应该是双向阐发的关系,对任何一方的单向阐发都是对另一方民族性的抹杀。大多数学者对“双向阐发”这个方法大力提倡,认为可以作为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确定下来。双向阐发理论后来又在曹顺庆编写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比较文学概论》和《比较文学学》几本书中进一步进行讨论,并在《东方文论选》中又加以具体运用。双向阐发法又衍生出作品比较阐发、中西文学理论阐发、文学现象阐发、综合阐发和跨学科阐发五个具体的方向,并且提出了跨文化、对等、有效性、互动四条原则,双向阐发理论大大丰满起来。终于,这个理论在经历十几年的多次论战后确定下来,成为了比较诗学的学科研究方法论的基调,在以后的学科发展中一直延续和贯彻了这个思想。
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科方法论有个重要的基础方法就是范畴的比较研究,而中西比较诗学的范畴研究最早在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中得以运用。曹顺庆选了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几个方面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这些是中西诗学共有的问题域。而且作者在分析、论述这些文学理论的时候,采用具体而微的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的方法,再由这些具体诗学范畴充实各种文学理论。整个理论体系层次分明,骨肉丰满。全书共选取了23个不同的中西诗学范畴。这23个中西诗学的范畴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有的范畴是本质相同,只具有细微的内部差别特征,比如说美本身与大音、大象;有的范畴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如“迷狂说”与“妙悟说”,而进行一番梳理和比较后发现两个概念实际上都反映了中西诗学关于艺术思维论的共同思索。作者在选取这些诗学范畴的时候,首先考虑到了范畴之间的比较的基点,也就是可比性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具有极大的差异,作者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将范畴间可比与否的问题置于首要的位置。在具体比较之时,作者又根据范畴间可比性的不同,衍生出同中辨异或异中辨同两种方法。可比性强的范畴应该辨异;可比性少的应该着重异中辨同。异同法也成为中西诗学比较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如在风骨与崇高的比较中,由于《文心雕龙》中并没有明确关于风骨的定义,历来文论家对其概念内涵认识很模糊,所以两个范畴似乎不具备可比性。作者从《文心雕龙》的文本出发,细致阐发出风骨概念内涵之后再着重进行风骨和崇高的辨同。作者认为二者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二者有最基本之特质———“力”,而且细加考察,二者还不约而同地包含了多种相同的因素,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中西方文论的对话实际上就是以言说的形式进行交流。正是由于许多范畴上下和左右之间层次和序次的关系构筑成为学科的话语体系甚至整个知识网络,范畴就是支撑一个学科的最基础的层次。当时在西方诗学话语对中国当代文论主宰之下,曹顺庆煞费苦心地将与之相对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一一寻找出来,并细细加以考量,而且试图找到更加适用于中国文艺的话语,建构起自己的言说方式,从而摆脱盲目跟随西方,生硬地套用西方文论术语的局面,展现中国文艺最美好的特质。只有用自己的言说方式阐述自己,才可能恰当运用中西文论文本、现象、理论的互释互证、双向阐发,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对话。范畴研究位于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体系的基础层面,对理论体系起到一个实证补充的作用。虽然曹顺庆本人以后的学术研究著作没有继续采用这种方式,但是作为中西比较诗学的基本方法却从此确定下来。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也在中西诗学范畴中选取了“感物”与“表现”、“虚静”与“距离”几组概念进行了比较。后来的学者王晓路、吴兴明等都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广泛运用了关键词研究和话语研究两种方法,其源盖出于[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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