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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李思屈所著的《中国诗学话语》,书中认为中国诗学形成孔语、庄语、禅语三种价值内蕴有异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三维结构。那么对这三种话语的梳理和阐释正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整理。话语研究从中西范畴的外向比较发展到对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内部挖掘,是一种极大的进步,正是民族自信心的体现。这种方法因为相对其他方法更实证、更基础而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范畴和诗学话语、关键词研究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生硬附会,比较的过程中要从异质文化根源来挖掘双方范畴的可比性。
文化模子寻根法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寻找异质文化中的文学、文论范畴的可比性就一定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美国学者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最早提出了“文化模子”这个概念。所谓“文化模子”,就是以某种价值原则为根据形成的历史生活传统。他主张不同国家的文学因为根植于不同的“文化模子”当中,所以千差万别,并不存在哪种文学比他种文学更优越的问题。“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叶维廉还运用“文化模子寻根法”来做中西诗歌的对比,通过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来说明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极大文化差异、中国诗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极大贡献和独特价值。乐黛云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中指出“文化转型”实际上就是“文化模子”的转变。曹顺庆很赞成这种提法,他在《中西比较诗学》把文化模子寻根法和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范畴研究。比如他谈到“文道论”和“理念论”的比较时,首先就进行了历史的梳理。文道论经汉代扬雄强化之后,又经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做进一步阐释,尔后发扬光大。由此,“文道”的理论发展过程被作者从繁杂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剥离出来,呈现出从哲学之“道”到文学之“道”的清晰脉络。同样,对于西方文论中的“理念论”,作者也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首先由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说认为“理念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古罗马时期的文论家普罗提诺认为“艺术不是来源于物质世界,而是来源于理念”。黑格尔继承了理念论,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著名论断。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也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由一个一般性的理念产生出来的,也正是归功于这理念,它才获得它的形式的艺术性”。在对这两个范畴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作者将“文道论”和“理念论”的特点总结出来,其中归纳出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理念”或“道”是文艺的来源,并且二者不仅是“文”的来源,还是“文”的内容。那么作为文艺来源的“理念”和“道”从文化深层结构被确定了自身的理论身份,这样才具备了中西比较的理论逻辑前提。同样,曹顺庆还在《东方文论选》中也通过文学本体论“道”和“逻各斯”的比较,来找寻两种文学之所以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从基督教和中国道家的世界观、生死观等方面进行对比,深度拷问从老庄到屈原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则从哲学话语的比较鞭辟入里地追问中国文化气质的来源。他们从自身的视角深入到中西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文化模子”之间的关系。而中西文学的差异根植于中西社会不同形态的文化土壤中。不同的语境产生不同的言说方式,只有找到形成这些不同文化的根源,才能找到中西诗学比较的基点,否则中西诗学的比较就会落入泛泛而谈的俗套,流于表面。“文化探源的基础工作,无疑是通过对不同文化模式的寻根式研究,把不同文化模式的逻辑结构还原到其元结构中,进而清晰地获得文学或文化立场在逻辑上普遍有效的结构原则”。所以对中西文论中的范畴、文本、现象和理论进行梳理和比较,都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历史的追溯中寻找相互的可比性、理论的兼容性。
综合考察上面所提到的三种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它们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在反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建立在世界事物多样性的哲学观上,所以和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方法论有很大不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注重两国之间产生的文学影响,注重实证但绝不适合中西这样隔绝几千年的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研究。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打破了文学事实研究的限制,扩大到没有影响关系的文学间。但是西方对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隔膜,导致了平行研究不可能是双方的平等交流,而成了西方文学对东方文学的单向度的文学倾销。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时出现的新流派,该学派肩负着时代的重任,以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目标,所以其下属的分支学科———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论体系建立在跨文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之上,重视在中西诗学的相互参照中挖掘中国诗学的自身魅力和价值。中国学派提出的双向阐发法,范畴比较法和文化模子寻根法对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和完善。这些方法尊重异质文化的文学地位,同时注重操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被广泛运用在跨文明的文学研究当中,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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