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在中国似乎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人依然不能摆脱传统的历史时间概念来理解后现代，并把后现代时尚化。因此，在许多人的眼里，后现代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不过是一场另类时尚的嘉年华展演。应该看到，后现代并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它更是一种危机意识的表征，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话语。我认为，要使后现代在中国语境中摆脱如此尴尬的境地，就应该恢复或返还后现代的批判本性，显露后现代的批判性锋芒，以祛除中国当下语境中时尚化或妖魔化的后现代遮蔽状态。

　　作为对西方社会文化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理论反思、批判、解构与颠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开始了“后现代转向”，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对当代的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态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任何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一样，后现代转向所生成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既是人们对现代性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人们对现代性西方社会文化危机所进行的理论反思和批判，因此，当代文化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后现代理论题域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或后现代性哲学。如何看待后现代理论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与颠覆，如何从当代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走向或趋势去清理、勘察它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如何理解后现代文化的谱系特征，使我们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有一个哲学范式上的把握，并在后现代多副面孔中识别其家族相似的血统，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天，后现代已成为描述或指认当代社会存在形态及其特征的特殊称谓。“后现代状况”、“后现代转向”，虽然经常用来描述或指认当代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但“后现代”一词依然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侧面对“后现代”进行不同维度的图绘界定，大致可分为从社会特征、文化特征、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等方面来图绘后现代的不同进路。

　　对后现代社会特征的描述和指认，主要侧重于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组织、科学技术等方面。从物质生产与经济体制方面看，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的来临表明社会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已进入到一个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完全不同的时代。为此，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认为以信息工业为主导的当代社会已经建立起与传统工业不同的物质生产与经济生活方式，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同时宣告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詹姆逊侧重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来指认后现代，认为后现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的文化现象，后现代文化即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上看，后现代时代意味着随着冷战的结束，政治阵营对抗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进入到终结阶段。“历史的终结”、“革命的终结”、“阶级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主权的终结”、“政府的终结”、“政治的终结”等等后现代政治话语纷纷出台。从科学技术层面来描述后现代，其主要关注点是当代传播媒介技术生产所带来的时代变化。吉登斯提出“时空分延”理论，认为时间技术与空间生产使人类社会生活步入后现代的风险社会。哈维提出“时空压缩”、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从后工业时代的时间技术和空间生产入手，描绘当代后大都市空间媒介化的后现代地理学。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则从媒介符号生产和消费所制造出来的“拟像与仿真”的镜像中，来描述后现代的景观。鲍德里亚认为后工业或后现代的突出特征表现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类像与仿真的世界，类像与仿真所复制繁衍的符号影像构成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影像、类像、仿真向我们展示着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景观世界。

　　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和美学领域。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思潮，一般是指继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之后所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反现代主义倾向的文艺运动。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思潮，波及的领域广泛而复杂，包括大众艺术、先锋派艺术、实验小说以及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等等。后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在宣布现代主义终结并与之决裂的同时，显然也承继了现代主义的前卫先锋性精神，而另一方面，后现代文艺与文化工业生产下的大众文化紧密结合，合为一体，抹平了先锋文化与流行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后现代文化艺术的总体特征诡异难辨，但呈现出某些共同的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迥异的精神气质和谱系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消解整体建构的中心主义和基础主义，主张去中心的多元相对主义；消解确定同一本质主义，主张多元差异解构主义；消解宏大的历史主义叙事，主张微观小型的个体化、边缘化叙事模式；消解深度的价值主义立场，主张平面化的游戏精神；消解文化上的精英主义，主张大众文化的娱乐狂欢。追求非理性、非连续性、不确定性、随意性、隐喻性、虚构性的创作理念，运用反讽、拼贴、并置、挪用等艺术手法，打破了现代主义文化所设定的种种成规。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不仅形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运动和文化思潮，并迅速扩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现代成为一个时尚化的语词，“后现代生存”、“后现代生活”成为大众生活状态的另类标签。总之，后现代以一种时尚流行的话语方式渗透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后现代转向”。

　　虽然，要对后现代概念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后现代本身明确反对本质主义的概念界定，其理论话语的游移性、不确定性、隐喻性、延异性，形成了千座高原般的复杂思想形貌。然而，这并不等于后现代就是一个无法识别和理解的文化形态。后现代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已形成自己的谱系征象，具有家族相似的血统，其延异的踪迹可以依稀辨认和识别。但是，应该明确的是，用传统的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界定后现代，已然是一种失效的理路，因为，后现代在宣布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失效的同时，也就宣布了用本质论和实证论来界定自身的无效。试图用本质论和实证论方法来界定后现代的突出表现在于，人们习惯于对后现代进行历史分期或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认为后现代的兴起与社会历史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对位的关系，如贝尔对于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文化的考察、詹姆逊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文化逻辑的分析、鲍德里亚对于信息媒介技术与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描述，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影响，这种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实质上源于机械的反映论。在经济决定论中，后现代对工业现代性的批判却变种为后工业社会的表征形式；在社会决定论中，后现代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颠覆却蜕变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达；在技术决定论中，后现代对媒体帝国主义的解构却嬗变为高科技的虚拟时尚表演。也正是在这种理解模式的驱使下，一些人认为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滋生后现代的社会土壤，后现代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陆的一次时尚化的理论旅行。如此看来，后现代的产生只是社会历史现象的被动反映或表征。这种简单对位的理解模式，不仅遮蔽了后现代现象产生背后的复杂历史动因，同时也遮蔽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种种缺陷与后果的批判维度、叛逆精神和超越意识。

　　经过阿多诺、福柯、利奥塔、鲍曼、吉登斯等当代思想家在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等历史事件的废墟上所建立起来的后现代思想的锚地，我们看到，后现代思想的产生与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所呈现的种种危机息息相关。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作为象征性的死亡事件，表征着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症候，并通过这种种症候完成了西方现代性最后走向终结与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思想可以说是关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意识，是全面彻底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危机意识。它也表明现代性自身已无力挽救所陷溺的危机，依靠现代性的自我修复能力已无法完成现代性的自救。因此，要彻底地诊断、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就必须跳出现代性的陷阱，在现代性的断裂之处，在现代性的脱域之处，即站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反观现代性，以完成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清算。

　　福柯一再强调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这种态度、气质和哲学生活的特征在于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作永久的批判。这种哲学气质在于：通过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对我们之所说、所思、所做进行批判。从此意义上，我认为应该将后现代理解为从现代性危机意识出发，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批判的一种态度、气质或哲学生活。基于此种理解，似乎可以描绘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谱系征象，指认出哪些理论具有现代性的谱系特征，哪些理论具有后现代性的谱系特征，哪些理论表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复杂交错状态。此种理解方式可以使我们摆脱以时间技术定位和历史分期对位的方法来界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从而使我们获取了从更为广泛、更为复杂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的可能。

　　以时间技术定位和历史分期对位的方法来界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以机械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思想史研究思路。它以社会发展的历史时代分期为标尺来判定社会思潮的有无及其特征，因此，就形成了一种机械的思维模式，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机械对位的关系。按着这种模式，与现代社会相对位的思想形态就必然是现代性的理论范式，与前现代社会相对位的思想形态就应该是前现代性的思想方式，而与后现代社会相对位的思想形态就一定是后现代的理论话语。以这种历史分期对位的机械划分，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模式认为现代性产生于17、18世纪开始的现代工业社会，而后现代性则产生于20世纪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这种解释表面看似乎简单明晰而正确，然而，表面背后的逻辑其实恰恰是机械的社会存在决定论的推论结果。应该看到，对待历史的这种机械决定论观点，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多元复杂性，将历史时代与社会思潮之间交错复杂的互动关系，简化为一种线性图谱，从而模糊或遮蔽了历史时代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冲突矛盾及其内在的隐秘关系。社会变动始终在旧与新、历史与当下、同质与异质的交错缠绕中进行，用所谓划时代的方法，即用技术时间概念进行历史断代的划分，往往会遮蔽社会存在本身所蕴藏的多元复杂性，使历史分期变成历史的切割，从而，将历史处理成支离破碎的形而上学的肢解物或加工品。

　　就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状况来说，试图用简单的历史分期或机械决定论方法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状况进行线性的描述，势必会得出看似清晰明了却是以偏概全的分析。那些试图用简单的历史分期或机械决定论方法为中国当代社会和思想状况描绘出一幅清晰图景的努力，多采取硬性指认界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思路，来为中国当代社会和思想状况定性。这种思路固有着一种定性的冲动与崇信，它深信不疑地认为，只要获得了明确清晰的定性，中国当代社会和思想状况所存在的诸多复杂局面也就尽在掌握之中。按着这种思维模式，正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中国就只能有现代性的思想理论。如此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似乎只要聚精会神集中精力地拥抱现代性、高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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