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现代性理论话语确立为合理合法的权威理论，便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国当代思想只要搭上高速行进的现代化的列车，便可风驰电掣般奔向未来的坦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乐观。正如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变动复杂的时代一样，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图景也是同样复杂的。在中国，现代性作为一种状态自始至终就杂糅混接着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如果简单地用现代性来界定中国当代社会处于现代社会阶段，而忽视了当代社会的前现代性遗存，或由此否认当代社会中日益滋生蔓延的后现代性氛围，就会导致对中国当代诸多问题分析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思想模式片面化和简单化的阈限，当代中国理论界过多地粘着于现代化实现和现代性确立的实际目标，形成了一种唯现代性的单一思维模式。
不可否认，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捍卫现代性、确立现代性和实现现代性。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抑或从未来看，当代中国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以殖民的方式进入中国的，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以暴力的形式从外部强行殖入本土的。因此，中国现代性体验充满着悖论矛盾，现代性的想像与冲动，既艳羡又怨愤、既拒斥又企望、既冲突又融合、既敌对又共谋，于此造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相互缠绕、相互冲突又相互共谋的复杂局面。这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表现得异常的典型和突出。当我们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新的启蒙时，即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前现代的历史状态之中。愚昧而狂热的偶像崇拜，禁锢而封闭的文化专制，铁血无情的阶级共性，前现代的种种症候积重难返。而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为前导，高扬主体性，高扬个性。新时期启蒙完成了中国当代理论形态从传统的认识论、反映论、本质论向生存论、价值论、实践论的转向，使中国当代知识社会学形态从前现代性转向了现代性及后现代性。前现代性、现代性及后现代性并非是种断然的历史时段的划分。因此，当代中国学者在检讨中国现代性问题时，虽然有意识地结合当下历史语境来思考问题，但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上述复杂情况，使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检讨始终难以深入其里。另外，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单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检讨一直拒绝后现代维度的介入，使中国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缺少反思批判或未经反思批判的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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