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的体制化是指文学活动中的创作、阅读、评价等活动被纳入到了规范化、程式化范围，它是文学活动由经验方式转到制度方式的必然产物，它对文学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它也有一些弊端。本文分别从伦理角度、美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在这一论述中，涉及到当前文学的一些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所以这既是对于问题的专论，同时也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 体制化 批判 伦理 美学 社会学 扭曲 畸趣 短视

    体制化是当今社会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所谓体制化，实质上指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管理部门在对物的方面实行量化管理和在对人的方面实行韦伯所说的科层化制度的一个结果。在这种体制化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荧屏上乔丹为阿迪达斯球鞋摄制的广告，他的那个飞身一跃又侧身扣篮的动作，可谓美妙绝伦，但这一扣篮永远也排不上乔丹篮球生涯的美妙瞬间的范围，因为它不是在篮球比赛的实战中作的扣篮，这里，比赛尤其是正式的职业比赛是球员考绩的基本方面，而非比赛的场合则不能作为考绩依据，这就是体制化的实质。也就是这种体制化，一个人即使博览群书，但没有经过一个教育部门来确认，这种饱学就不能有社会的肯定；反过来一个人即使学业平平，基本不读课堂教学之外的书籍，但教育部门的考试评定中成绩合格，则也可以有一种学术资质上的证明。体制化是社会由人治进入到法制，社会管理由经验方式转为制度方式时的必然产物，在此意义上它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但是，任何社会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许体制化对于文艺活动方面的影响就是这种代价的一个方面。

     一、 文艺活动体制化的涵义

     文艺活动的体制化，就是指文艺活动被纳入到体制中，它是根据体制的要求来表达、生产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文艺活动的理想化目标即对美的追求，对人情感的抚慰，对人心灵的关怀等，都被置于一种附庸地位，甚至是被遮蔽的。这种体制化作为普遍的趋势、状况是现代以来的产物，但它的萌芽却是在古代就已出现了。

     鲁迅先生就文学起源问题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早先的文学是人们在劳作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如大家抬一块大的木头，为了协调动作，就有人喊“杭育杭育”，它再配上一种曲调，就成为了当时人们的诗和歌谣。这当然是对古代人们生活状况的一种推测，不过它在现今的未开化民族的部落生活中可以找到相应痕迹。在鲁迅先生所说的阶段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设想在部落中人们不是在劳作中，而是在劳作之余或工作的间隙，用唱歌、讲故事的方式来消遣娱乐，可以设想部落中的老人已失去了强壮的体魄，他们不再同年轻人一起扛木、狩猎、耕作，而是在家看顾孩子，他们既是为了自己的消遣，也是为了承担一份家族的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活经验用多种方式，包括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给下一代人，实现一种朴素的教育工作。在这里，文艺成为了家族繁衍、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作为人的群际认同的基本范型，它是有着体制化因素的，正是在体制化方式中，文化才有一种坚实的外壳，并且才使文化通过直接言说和影响人心理的方式，铸造着该文化各个个体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大体而言，文艺的体制化经历了几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

     文艺体制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书面文学的兴起。在书面文学中，改变了以前口口相授的文学传达方式，可以使文学的影响和流传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在经历了若干世代后，还能够保存下来。书面文学在大大便利了文学传播，改进了原先口头文学的简单性之后，它也对于口头文学有着根本的改造。罗兰*巴尔特指出，“所有写作都表现出一种与口语不同的封闭的特征。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1]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讲述者与听者之间都有口语作为共同的联系纽带，讲与听双方处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而在书面文学的表达中，写作的人采用文字来传达意思，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处在失声的状态，因为读者的任何提问，反诘都根本不会在书页上留下痕迹，假使读者在书页上批注，那么这也基本上是给自己看的，起到阅读提示、总结和备忘的作用，大多不会再对作者产生影响。在书面写作的表达中，读者作为接受者，没有带上自己相近的一个世界来面对文本，他象是被抛进了文本之中，不能有着自己的依峙，还有一个重要差异在于，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用该种语言的人都能参与到创作中，而在书面文学兴起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识字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写作和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写与读二者关系中，写作又处在更高的位置，它是古代社会“三不朽”的内容，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当写作被誉为一种有永恒价值的行为时，与写作有关的阅读行为就只不过是一次对于该活动的“朝圣”了。在这一阶段体制化的主要表现在于，它给文学的写作活动赋予一种崇高感，然后又将作者个人并不都能承受的道德感、社会责任心赋予作者，作者在执行这一使命时，往往只能处于“受命”之后为圣人“代言”的境地。

     文学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是同“文学出版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文学出版制度是从广义上而言的。它产生的一个参考日期是以1755年的一次事件为标志。当时英国作家、批评家约翰逊博士给一位贵族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自从在剑桥大学辍学之后，就走上了为报刊撰稿等文字工作的路子。他在筹备编纂《英语词典》时曾向一位贵族发出了赞助请求，但遭到冷拒，几年之后，约翰逊已成为英国著名作家，他的《英语词典》也已接近完成，于是该贵族向约翰逊表示可以重新考虑赞助一事，但约翰逊写了一封信作出自己的回答：

     阁下：自我登门侯见并被逐出大门至今，已有七载；在此期间，我在一种现在无需抱怨的困境中继续工作，并且在孤立无援，耳不闻片言只语鼓励话，眼不见一丝善意微笑的逆境中，终于把词典编到出版指日可待的地步。[3]

     约翰逊拒绝了贵族资助，他是将自己的著作推向图书市场，以图书的利润分成方式同书商签约完成出版事宜。在这里，作者原先是同资助者个人发生关系，而当作者同书商联系后，是按照市场运营的方式走向了社会，社会在这时不是凭个人兴趣或善心来行事，它有一套生产、销售中的规则，这种规则包括图书的市场预测和定位，包括对作者的品牌包装等方面，作者必须按照相应的商业性的机制要求来办事才有工作效率。广义的“文学出版制度”也涵盖到文学的用人制度上。中国古代实行的科举制中有“文学科”，它是要选拔出有优秀文学才能的人才来充任官僚，在这时对文学除了有文艺的、审美的衡量标准外，还要加上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一旦参试者进入选拔程序中，则官僚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方面的规范就成为一套权力话语来支配着参试者的写作，写作成为了鲁迅先生提出的“敲门砖”，它的工具性质使之成为了一种体制化的附庸物。这种“文学出版制度”下的体制化，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也有一些体现，如从图书销售排行榜来看待作家创作的影响，这是侧重市场与社会的方面，而从作家的评级（评定职称）、作协管理制度等方面来看待作家地位，则又是侧重于体制内的状况。

     综上所述，文学活动的体制化，在根本上而言是指个体性、情感化的文学活动被纳入到规范性、普遍化的范围来加以衡量、评定并规约的过程和体系之中的状况。

     二、 伦理批判：文学体制化的扭曲

     文学的体制化在文学发展进程来看有其必然性，它是文学在走向专门化、精致化进程中必须采取的举措，在一些具体事例来分析则更是具有进步的性质。如约翰逊当年断然拒绝贵族的资助，这是作家走向市场，不听命于资助人的个人授意，而是听取广大读者公意，体现了文学中的民主性要求。不过，这些只是文学体制化的副产品，文学的体制化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对于个体的压制与攫夺。

     阿尔都塞在论述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中，对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这样一个说明：
  
     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比如奉独一无二的绝对主体之名把个体询唤为主体——都是映照，即都是镜像结构。……意识形态就这样使个体臣服于主体，同时把他们引向主体；每个主体都能在主体身上熟视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形象，并从中得到一种他们的确与他相联系的担保。[4]
  
     在这里，阿尔都塞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功能的一环来看待的，即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是暴力的方式来征服或慑服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除了给予前者以合法性的支撑以外，另外就是赋予社会的各个个体以一种精神上寄托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空间上是狭小的，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当我们面对着复杂的社会时，我们从个人的经验只能看到一些片段而缺乏对于社会和生活的整体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体系，则给予了我们每个个人以整体观照的承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镜像中来寻觅现实生活的对应物，并自认为是寻觅到了生活的某一真谛。当社会把文学纳入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整体结构中时，文学成为一种基于本性应唤起的个体的意识，但它又是以群体的名义来加以言说的，个体意识是要融入到所谓群体的思想中才有合法性。在这一逻辑中个性就成为抽象的出发点，而具体方面则是群体话语的空间。我们知道，在哲学层次而言，普遍状况是个别状况的集合后的统计，普遍性要经由个别性来体现，个别性才是事物的具体存在方式，但在文学体制化的框架中，则是反之，个体成为了抽象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扭曲。

     海德格尔曾写有《对荷尔德林的诗的解释》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诗人荷尔德林的五个观点作为重要提示来加以研讨。其中前两点是，写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和“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写诗要依赖语言表达，它是纯真的，但他恰恰他又把语言视为人类最危险的拥有物，这一矛盾的状况是如何生成的呢？海德格尔指出，“在语言中，最纯粹的东西和最晦暗的东西亦即最复杂的东西和最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语言是作为人的一种财富，即作为表达的有力工具，可是 “语言不仅只是工具，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之一种；正是语言才提供了人处于存在的敞开之中的最大可能性。”[5]这里涉及到一个哲学传统的问题，即人的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在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理论中，是把基督徒皈依上帝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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