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新小说派创作和理论的倡导者萨罗特曾说，“过去，读者和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相互了解，并且从这个牢固的基础出发，一起共同致力于新的探索和发现。可是现在，由于他们对小说人物采取怀疑态度，彼此之间也不能取得信任，结果他们在这被破坏了的领域中相互对峙。”[14]由“一起探索”进行一种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这是文学曾致力于此的目标，而它的受到破坏有多方面缘由，包括文学的焦点透视在揭示生活的真谛时，是以清除大量的生活实貌为代价，而被清除的部分换从另一角度看也许有着并不次于已写入文学中的生活的重要性，也包括文学面对读者市场时，是以读者阅读兴趣作为参照指标，而读者所感兴趣的东西，同揭示生活真谛、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不都能吻合，当以读者欢迎程度作为作家努力的重要方向时，则就付出了这一方面的代价。

     应该说，在体制化对文学的束缚中，作家们也进行过一些矫正性的工作，如反对文学的商品化趣味，重新重视对人感官形象的塑造，抵制畸趣的艺术表达，强调文学的个性因素，等等。但是在体制化的时代，以个人的努力来抵制和抗拒体制化造成的影响，其作用只能是局部的，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只不过成为一种牢骚式的表达。有人曾指出，“从我的社会学角度看来，大众音乐是对知识分子问题，而不是对年轻人、穷人和无产阶级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一种仪式化的反抗。”[15]这种反抗是针对社会问题而来的，同时它也是对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制化文学的一种坚决拒斥，但这一反抗的效果只不过是仪式化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结合到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对南美亚马逊丛林中一个印第安部落——卡杜浮——的妇女面饰分析来看，该部落妇女生活在形式上实行母权制但实质上是由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在每年一度的妇女节庆狂欢中，妇女们抛开家庭琐务，在面部画出图案复杂呈左右对称的油彩，进行歌舞狂欢，这里图案的对称性是对男女两性平等的吁求，但她们的吁求仅限于在这节庆狂欢中表达，于是抗议的呼声是在仪式中进行和完成了，这使得妇女们在心理上获得了平衡，而在现实中却实行了妥协。仪式的反抗不是唤起而是替代了生活中的反抗行动。在此角度看，所谓知识分子或作家们的仪式化的反抗，大体上属于同一类型。

     文学的体制化带来了文学的表层的繁荣，在其背后则有着一些应加以批判的症结。还应该说明的是，在今天文学所面对的问题中，体制化还同技术化对人文领域的压抑，同全球化对边缘文化群体和个体的剥夺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先从体制化方面作出一些分析、批判，则这些后续的工作就少了必要的中介环节。

     注：

     [1]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43页。

     [2]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3] 约翰逊1775年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引自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4]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

     [5]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的解释》，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587页。

     [6] 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世界的电子克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7] •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程序》，见《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

     [10]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第116~117页

     [11] 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第22页。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下〉》

     [13] 张荣翼《论文学创作的四种意识》，载《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4] 萨罗特《怀疑的时代》，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238页。

     [15] 引自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