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体制化对于人的扭曲作用来说，那就是经由体制化之后，那种鲜活的、独特的，对人心灵有抚慰作用的文学美感，变成了模式化、规范化，预先测定了人的心理类型之后，设定的某些专门针对人的心理欲求而制作的模块。读者在面对文学时是以自己的心灵来感受、体察、领悟；可是作者却是以老谋深算的设计来赚取读者同情。也许作者也可能有传达时的诚意，但在体制化的生产与传播中，作者及其作品可能是被包装起来，是以某一类型文艺供应品姿态出现的，即实际效果就是以设计来面对个体心灵。它对于作者创作活动的自由是一种扭曲，对于读者感受的个体性也是一种扭曲，即这里的个体是以“主体”——一种一般化、非个人化的存在——来看待的。

     体制化施与文学后，是对于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心灵活动造成了扭曲，进一步说也是对人的异化。他一方面是以虚拟化的倾诉来面对个体鲜活的心灵，把个人的不同特点挪入到一些基本模块中去加以整合，另一方面还在重塑人们的心理结构。加拿大学者德克霍夫从电子文化对人影响的角度指出。“我们的心理现实不是一种‘天然的’东西。它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延伸——对我们施加影响的方式。”[6]在一个新闻媒体覆盖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人们观看世界时已不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现实，而是看媒体的报道来感受现实。对一个在传统文化中生活的人而言，出门看天色是他们生活的常识，他知道从天色看出晴雨和气温升降的变化 ，而我们今天是从广播、电视、报纸上的天气预报来得到相关判断，我们出门时也可以有对天气变化的把握，但这一把握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判断的。别人的思考、分析代替了我们自己的思考、分析，我们可能并未觉得这有什么异样。但当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无从由媒体得知天气预报时，我们已失去了看天色的能力和基本经验，我们的感受降到了弱智的水平。试问一下关于文学阅读中的热点问题、畅销书之类，它的背后是否有文学发行机制促销动机的炒作？或者在客观效果上是否有这种因素？它不是为了读者而存在，但却是针对读者而运作的，在这里就有一个重铸读者心理的问题，广大读者正是要在媒体宣传的文学热点中才感受到文学的律动。但是，它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学的律动。

     三、 美学批判：文学体制化的畸趣

     文学体制化同文学的专门化、社会分工以及文学的生产机制等相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产生了大量精致的作品和让人无法忘怀的大师，这是在原始社会中同日常生活连为一体的口头文学所无法达到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文学又是以一种狭小的文化经验，以一种脱离了人的感性需要的体制化的方式生产出来，由此表达出来的文学趣味同人在正常条件下的审美趣味就可能有着差异。以中西文学传统中分别推重的意境和典型来说，就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遮蔽。西方文学从“模仿”文艺观建立了典型论的评判标准，中国文学从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建立了由意境来看文艺的评定指标。但是典型是一种极端状态，意境是一种隔绝了现实烦恼和纷扰的屏蔽状态，它们都不是从反映现实、师法自然的出发点可以作出解释的。如果说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的话，那么，我们阅读中西的传统文学作品不是通过作品来看现实生活，而是由作品来看从什么方式来看生活，“看生活”成为了“看‘看生活’”，在这里阅读对象有了根本的变化。

     俄国形式主义从美学上指出了文学的这种偏离，他们称之为“自动化”的写作。即作者在表达时虽然也有他自己的思考，但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这一思考专注到了对象上面，而对于表达它的语词材料则几乎是从下意识角度自发地涌现出来，这就使得读者难以体验到语言的美感。什克洛夫斯基指出，“那种称之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恢复生动感，为了要感觉事物，为了使石头更象石头。”[7]他从要恢复人对世界的丰富感受性的角度，提出了文学和艺术在表达时的陌生化。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磨蚀了的对世界感受的新奇感是艺术活动、艺术产品中应加以修复的，这一见解的思考角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如马尔库塞关于“新感性革命”的倡导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理论深化。

     马尔库塞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本质的批判来展开论述的。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8]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悖论关系，即精神生活过程更能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但是精神生活又是受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物质生活与物质生产与自由王国异在的特性，使精神生活与生产也难以充分的自由。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与劳动、生产者与产品、生产动机与生产的使用效能相分离的生产，在这种分离中，关键处是生产者与自己的产品之间是一种异在的关系，劳动产品是凝结着生产者创造性特质的，从审美角度看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体现了人的创造的能力。艺术生产作为生产属于精神生产的大范畴，它有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性，但是物质生产的基本规律对于艺术生产也要发生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劳动者自由天性的约束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艺术生产中打下烙印。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既然精神生产才有更大的自由空间，而精神生产又受到物质生产制约，因此自由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或彻底实现人的自由。他说，“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9]马克思把艺术问题是放到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看待的，他对于艺术中不合理状况的批判，同文艺的体制化是相关的。马尔库塞则提出艺术中进行的感性革命，如果说在阶级社会中是政治的意识形态渗入到包括文艺在内的各方面的话，，那么这一新感性革命则可说是“审美对政治的入侵”，马尔库塞例析说：“在黑人语言中，出现了一场全面的语言学反抗，它冲破语词被运用和被界定的意识形态的语境，进而把这些语词放入另一个对立的语境中，也就是说，放入对现存语境的否定中。”[10]如在欧洲语言中，白色象征纯洁，黑色象征晦暗、粗鄙、虚伪等，黑人语言就是要颠覆这一秩序。黑人作为原欧洲殖民地的住民，他们采用了欧洲语言作为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但是颠覆传统文化的象征价值，宣传“黑的就是美的”，将黑色性这种文化中的禁忌变为文化中的理想。如果说白色性的欧洲文化在文艺中以贝多芬、舒伯特的抒情乐章可作表征的话，黑色文化则以布鲁斯音乐、摇滚乐等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言者。在这里感性中的革命实现了原先要等到社会秩序变革后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要促动社会的变革。马尔库塞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的左翼批评家对于文学的见解，其中有着激进甚至可能偏激的一面，但在分析文艺中的症候方面还是有深刻性的。

     体制化对于文学造成的畸趣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主观方面而言，它起到了塑造人的文化感官的作用。人的感官是以生理感受机能作为基础但是感受的方式和关注的焦点是受到文化熏陶和引导的。就象中国人欣赏莲花出于淤泥而不染，而日本人则认为莲花的妖冶是植根于淤泥，不应受到称赞。体制化的文学不顾及到每个人、每一文化阶层在文艺感受上的差异，它是以同一视角来描写对象，尔后又将这一描写以“审美”的名义来面对公众，给本来有不同视点的人以一种普遍化的经验天地。这种消除差异的方式同统治阶层要求的社会整一感是同构的，但它是以牺牲个人感性的代价来换取虚拟的整一感。

     就客观方面而言，它使得生活的实貌受到屏蔽。当文学以某一方式来描写生活时，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它在关注生活的某一方面时，就是说这些方面是有意义的，其他方面没有写到，不是文学的过错或力所不及，而是它们本来就不值得写，是属于无意义的方面。就象英雄是雕塑歌颂的对象，而普通人往往难以进入到雕塑中，他们至多只能作为群体中的成员被偶尔提及。在这里，布尔迪厄说的一段话可被视为文学体制化的极端的表达。他说，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五十个恰倒好处的游行者在电视上表达了五分钟，如果它被全球播映的话，其影响不亚于组织了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11]在这里固然有着电视报道起到的媒介传播影响，但同时也还有“聚焦”作用，即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他们已习惯了从媒介报道来看待事件的意义，五十万人的大游行在街头出现，只是一个“现象”，而在媒介报道后它才成为一个“事件”。可以说，文学的体制化在表达中也就是起到了类似作用。

     四、 社会批判——文学体制化的短视

     文学的体制化除了有以上道德的、美学的罅漏之外，它还有着社会意义上的缺陷，这一缺陷可以在文学社会作用的承担上体现出来。

     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上，早在中西文化的前期文明阶段就有过自省。柏拉图提出的文艺与教化的关系上，虽是对文艺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见解，也还承认了有些颂神的音乐可以保留，其立论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文艺可以起到陶冶人心的作用，只不过这一作用在许多情形下是负面的，引起了他的反感。中国孔子提出“不学诗，无以言”，这并不是说在人们说话时都得引用《诗经》中的语句，而是强调通过学习《诗经》，可以在语言表达上受到熏陶，从而在自己言说时可以达到“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文学的这一社会功能，除了作者对于世人的劝戒之外，还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形而上价值的“求道”的活动。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雎鸠之于好逑，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12]在这里，“象”是道的外显形式，文艺作品通过对“象”的描绘而达到对道的体悟，可以说也是一种致知的方式。在这种对“道”的体悟中，作者在创作中也就是在进行一种精神探索，将这一探索以作品的方式传达出来，对读者也有很大教益。

     但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整体运动轨迹上是走了一条下行的曲线。笔者在论文《论文学创作的四种意识》[13]中，列出了铸造、烛照、逐潮、触骚四种有代表性的创作状况。铸造是将文学之外铸造人心灵的模具，它以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作为代表。烛照是将文学作为启导人的方式，它以文艺复兴运动的文艺作为代表，其功能已低于前一时期，文学已不是象造物主那种作用，而象是一位导师在引导学生。逐潮是文学追逐着社会的潮流和时尚，文学已成为随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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