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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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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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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关于理解的思想，是深深地建立在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18）与超语言学的交往对话主义基础上的。存在意味着交往与对话，对话就是目的，但对话不是为对话而对话，而是为了达到理解。人文思想的诞生，总是作为他人思想、他人意志、他人态度、他人话语、他人符号的思想相互关系的结果，所以人文思想是指向他人思想、他人涵义、他人意义的，它们只能体现于文本中而呈现给研究者。但是不管研究的目的如何，出发点只能是文本。因为 “文本是这些学科和这一思维作为唯一出发点的直接现实（思想的和感情的现实）。没有文本也就没有了研究和思维的对象”。“我们所关注的是表现为话语的文本问题，这是相应的人文科学——首先是语言学、语文学、文艺学等的第一性实体”。“当文本成为我们认识的客体时，我们可以说这是反映之反映。理解文本也就是正确的反映之反映。通过他人只反映达到被反映的客体”（19）。巴赫金以为，人文科学却必须对着文本说话，对着“你”说话，所以人总是在表现自己，亦即说话，同时创造文本。文本中所表现的人文思维是双重主体性的，“文本的生活事件，即它真正的本质，总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线上展开”。这种文本的理解，是与其他文本相互对照，所以一开始就具有两个意识。人文思维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认识和评价，也总是表现为两个主体、两个意识。“这是两个文本的相遇，一个是现成的文本，另一个是创作出来的应答性的文本，因而也是两个主体、两个作者的相遇。”（20） 活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中的任何理解，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虽然这里的积极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也必定以某种形式产生回答。这种积极的应答式的理解，使理解者成为对话的参与者。理解者的回应，可以表现在行动中，也可以是一种迟延式的应答，即非直接的那种经过了时间的跨度而发生的应答。在这种背景上，理解不是同义反复，不是照搬，不是重复说者，不是复制说者。这也不是移情，使自己融入他人之中，把他人语言译成自己的语言，从而把自己放到他人位置之上，丧失自己的位置。“理解者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容；无论说话者还是理解者，各自都留在自己的世界中；话语仅仅表现出目标，显露锥体的顶尖”（21）。
由于“广义的理解”是应答性的，不是追求一个意识，所以理解就不是消解他人意识，进而归结为一个意识，并变成一统的意识。但是当今这种消解倾向在我国一些人文科学者中间还很流行。后现代式的逆反心理、自我标榜、追求话语霸权、不同的知识背景、年龄背景、隐蔽的妒忌心理，都可以把自己奉为正确的代表，轻而易举地把别人的意识，使用不同思想体系的个别知识，用理工课大学习以为常的量化方法，随意凑在一起，进行消解、否定与贬斥，把错误全部归属他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巴赫金说，“狭义的理解把对话性视为争论、辩证、讽刺性摹拟。这是对话性的外在的醒目也是最简单的形式”（22）。所以这类所谓理论批判，充满语言暴力与学术泡沫，格调粗俗，与真正的理解相去甚远，是不理解。
应答性的理解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对话中，“说者和理解者又绝非只留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反，他们相逢于新的第三世界，交际的世界里，相互交谈，进入积极的对话关系”（23）。这里强调的是，对话不仅仅是保留各自意见，或是同意性的复合，对对方各自有所理解，或是通过直观现实，进行补充，而且还应进入新的世界。所以理解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对话与应答，理解进入创新，这是更高层次意义上的理解了。“理解本身作为一个对话因素，进入到对话体系中，并且要给对话体系的总体涵义带来某些变化。理解者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对话中的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的对话立场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立场。”（24）这个第三者是什么呢？他就是“超受话人”，未来的理解者，我们少后还要谈及。理解就是创造，那些“深刻有力的作品，多半是无意识而又多涵义的创作。作品在理解中获得意义的充实，显示出多种的涵义。于是，理解能充实文本，因为理解是能动的，带有创造的性质。创造性理解在继续创造，从而丰富了人类的艺术瑰宝。理解者参与共同的创造……与某种伟大的东西相会，而这种伟大东西决定着什么、赋予某种义务、施以某种约束——这是理解的最高境界。”而且，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赓续不断的过程，因为“理解者和应答者的意识，是不可穷尽的，因为这一意义中存在着无可计数的回答、语言、代码”（25）。这是我们应该真正追求的最高意义的理解即新的创造的理解。
前面谈到理解者和超受话人的关系。巴赫金认为，理解者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第三者——超受话人，作品的任何表述总是在寻找读者，即第二者。但从长远时间来说，还有一个隐蔽的第三者，即持续不断涌现的、未来的读者。“除了这个受话人（第二者）之外，表述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预知存在着最高的‘超受话人’（第三者）；这第三者的绝对公正的应答性理解，预料在玄想莫测的远方，或者在遥远的历史时间中。（留有后路的受话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世界观条件下，这个超受话人及其绝对正确的应答性理解，会采取不同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来加以表现（如上帝、绝对真理、人类良心的公正审判、人民、历史的裁判、科学等等）”。一般来说，作者都不会把自己的作品交给近期的读者，由他们来进行裁判，而总是希望着一种最高层次的应答性理解。“在一场对话发生的背景上，都好像有个隐约存在的第三者，高踞于所有对话参与者（伙伴）之上而做着应答性的理解。”（26）
巴赫金还将“外位性”运用于文化研究之中，提出了理解者的外位性而显得别具一格。这一问题的提出，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关。他认为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在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时，似乎应该使自己融入其中，用别人的眼光来理解他人文化。这当然是需要的，也是理解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然而如果就算是理解的全部过程，那不过是一种没有新意的重复、复制而已。理解他人的文化，在于丰富、更新自己的文化。“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占的位置，不屏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27）巴赫金在这里提出，在文化交往中，我要投入他人文化，用他者眼光审视、理解他者文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我又应处于他者文化的外位，用我的眼光去理解他者文化。我所见到的他者文化，从外位的角度看，可以见到他者自身所见不到的部分，我所提出的问题，也是他者难以发现的，反之亦然。双方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都是双方自身不易觉察到的问题，于是在这种交往中，就进入了真正意义上创造性的对话，在对话中相互提问、诘难、丰富与充实。所以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得到充分的揭示。不同文化在对话的交锋中，“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28）。这也就是他在著述中不断论及的他者、他性问题。
关于人文科学的“准确性”问题，人们往往对此会提出诘难，这似乎正是人文科学的软肋，最易受到质疑。但是由于学科性质不同，要在意识形态学科中追求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是根本办不到的，人文科学有其自身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德国学者瓦伊杰克尔认为，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历史在我们的理解中，首先是时间进程的不可逆转、命运的一次性、一切景遇的不可重复性。其次，我们理解的历史性，是知道事情的确如此，即意识到生活是自己的一次性命运。”（29）巴赫金也说：“在文学和文艺学中，真正的理解总是历史性的和个人相联系的”。因此人文科学的“统觉背景”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作为具体的语境，而且也必然包括了文本的历史性，它的历史生成。这样对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就各有标准。人文科学中“对各种符号（象征）结构的解释，必然会涉及无限的符号（象征）的涵义，所以这种解释不具有精密科学的那种科学性。对涵义的阐释不可能具有科学性，但这种阐释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30）巴赫金指出，如果“自然科学中的准确性标准是证明同一（A=A），那么在人文科学中，准确性就是克服他人东西的异己性，却又不把它变成纯粹自己的东西（各种性质的替换，使之现代化，看不出是他人的东西等等）。”（31）在我看来，他人的异己性必须克服，但克服却不是为了同一，把对象消灭掉，或把他变为纯粹的我，克服异己性则是通过对知识的积累与继承、对历史与现实的历史性思索、通过与文本的对话而达到共识又各自保留己见，在互文性间相互融会而曲折地迈向新的高度的，并通过社会实践而获得检验，这正是人文科学准确性所要求的特征，人文科学的思维是积累、对话、理解、扬弃、相互丰富、创新的思维。而自然科学只知道要求你拿出Ａ=Ａ的证明，只承认一种绝对的精确性。自然科学的思维则是积累、独白、解释、否定他者、肯定自我、丰富整体、创新的思维，它必须证明他者之伪，才能使自身成为可能。
但是在人文科学中真要在话语的交往中导向对话，通过对话而达到理解，导向对话双方的主体间性的出现，产生理解与普遍认同，进而使各自认识有所跃进与丰富，那的确是很困难的。因此，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对话双方必须要使话语具有交往性规则资质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在话语交往中真正做到恰当使用语句而付诸实施，那么就要具有话语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确性”（32）。 这几个方面，都涉及交往对话也即理解的后果。如果批判者早就视你为假想敌，一开始就根本缺乏交往对话的“真诚性”，自然更不想了解对方，只想非此即彼、你错我对地批倒你，于是被批判者遭到了一顿劈头盖脑的指责，这时对话的条件就处于十分险恶的境地了。
所以我不断呼吁，我们需要真正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以我反复呼吁要确立一种促进人文科学发展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当今现代性的要求，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多样非此即彼、即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
注释：
（1）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9页。
（2）（5）（6）狄尔泰：《阐释学起源》，见《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第76页，第75页。
（3）（7）（8）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141页，第8页，第24页，第9页。
（4）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9）（10）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见《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第76页。
（11）（12）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中译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第384页，第370页，第351页。
（13）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5页。
（14）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以及法国的利科尔等人，都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15）（16）（19） （20）（22）巴赫金：《文本问题》，《巴赫金全集》中译第4卷，1998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311页，第314页，第305页，第317页，第300页，第301页，第305页，第322页。
（17）（25）巴赫金：《1970-1971年笔记》，《巴赫金全集》中译第4卷，河北教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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