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

　　对文学文本理论的清理，不仅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更是文学理论学科基本建设的现实需求。傅修延教授敏锐地指出，现在人们十分关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没有系统的文本学理论作为基础，我们的文本学只是一种空中楼阁。从文学学的学理结构上看，作为“关乎文学作品自身的学问”，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和生成方式的“文本学”，应当是创作学、阅读学、欣赏学、批评学等学科的出发点，而成为文学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从文学学的现实境况来看，我们一般只看到俄罗斯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等已经退出了文论舞台，而不大注意到它们作为一股具有共同趋向的文本主义文论思潮，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它们创建和规范的范畴、概念与术语，成为文论界交流的常规话语。即或是后来那些批判文本主义文论的西方学者，也不忌讳或回避使用这派文论留下的思想工具。反思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自身的文本学建设与发展阶段，我们的文论进程似乎正在划出一道跳过文本学阶段，直接进入“后结构”、“后现代”的轨迹这一现状，傅修延质疑道：文论建设能否像经济建设那样搞“跳跃式发展”？他认为，文论建设与其他建设一样有其自身规律，基础性建设阶段是绕不过去的。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不能缺少文本学。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既有的理论，无偏见地吸收一切有益于文本学建设的智慧与经验。对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对我们中国的文本学传统也要激浊扬清，要去芜存菁，兼容并蓄，走出一条全面吸纳中西文本学成就的新路。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统率下，傅修延进入“文本主义文论的系统研究”。他的专著《文本学》第一部分锁定英美新批评、俄罗斯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新叙事学这些西方文本学的“富矿”，围绕“文本理念”、“文本建构”、“文本解读”、“叙事文本的多重结构”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细致的清理，既开采“文本中心”的文本学理论，也审视“超越文本中心”的文本学理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及其他文本接受理论），力图将各派文论打通，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作整合研究。第二部分致力于发掘我们中国的文本学传统，从“汉语文本的独特性”、“中国古代辨分类”“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来梳理我们自己的“文本观念”，立足于对西方现代文本理论的清理与对中国古代文本观念的梳理。傅修延将其《文本学》的最后一部分篇幅用于“文本观念的中西比较与综合分析”，将其落实到“文本的结构与图像”、“文本的意义与读解”层面上；《文本学》作者认为，西方文本主义文论趋向于微观研究，从方法论来说是对文本做近距离的“细读”。在文本的解读、剖析和阐释方面，西方文本主义文论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它使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与生成方式呈现得更为清晰，并从多个角度探索了文本学的内在规律。西方文论家建立的范畴比较客观，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相当严谨。然而从总体上看，它有两大弊病：一是观点偏激，忽视乃至蓄意割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二是视野褊狭，对西方之外的文本学传统懵无所知。中国古代诗学与小说评点中蕴藏着丰富的文本理论，既有专题阐发的滔滔雄辩，也有吉光片羽式的隽语精言。文本理论不独属于西方，中国人对文本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本学》作者主张兼顾中外，将东西方文论都当作理论建构的基础资源，构建更具涵盖性的新世纪的文本学。文化、审美、哲学则是文本学研究的三个发展方向。（参见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五、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的空间

　　我们兴奋地看到，“文学文本”这一范畴正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论是通过叩探“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之区别这种路径，来进入“文学文本”范畴的建构，抑或是将它置于现代文论向后现代文论转型的理论语境中，来清理“由作品到文本”这一理论范型的转变轨迹，还是围绕语言、结构、互文、文化这几个文学文本理论视域中的核心问题，来梳理文学文本理论，甚或通过整合西方文本主义文论、发掘中国的文本学传统，来建构一种堪与创作学、阅读学、欣赏学、批评学相提并论的“文本学”，这一切分明都在显示我们对“文学文本理论”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体现为对文学文本关注的视野在不断扩大，对文学作品理论开采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即便在对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梳理上，也已经由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后结构主义文论扩展到原型批评文论、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其实，整个20世纪外国文论（而不仅仅是西方文论）在文本理论上的建树是十分丰富多姿多彩的。与英加登同时代的还有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文学作品理论；与巴特同时代的还有艾柯的“开放的作品理论”、洛特曼的“艺术文本”理论。对20世纪文学文本理论的全面清理，需要我们拥有更为开阔的视界，需要多方位地吸纳理论资源。
　　20世纪外国文论在文本理论上的建树之复杂丰繁，更呼唤着我们去展开更为细致的辨析。拘泥于直线型的历史“进化思路”，袭用文艺思潮甚或文艺主潮的“更替模式”来观照文学文本理论的流变，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其实，有由作品走向文本的情形，也有由文本走向作品的情形。接受美学的文本观———作品观，就是一例。况且，这也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更不宜一谈“文本理论”，就没有“作品理论”的位置了。似乎作品理论就是古典的，而现代的，必然是文本理论。总体看来，20世纪前半叶，大多谈的还是文学作品理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英美新批评、英加登、凯塞尔当年都是在建构“文学作品”理论，而不是文学文本理论。
　　“作品”概念之淡出，“文本”概念之凸显，自然是与当代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的行进密切相关的。这里，巴特、克里斯蒂娃、热奈特、托多罗夫、里法泰等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提出了种种学说。不仅仅是德里达的那一套。而且，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文本理论恐怕不能简化为解构主义的文学文本理论。谈文学文本理论，当代法国文论是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国内对这一理论资源的开采，还大有空间。巴特、克里斯蒂娃、热奈特在文本问题上的著述，译成中文的不多，几篇重要的论文，譬如巴特的《从作品到文本》（1971）、《文本（文本理论）》（1973）还是由英文转译的。克里斯蒂娃文本理论的重要论文，譬如《文本的结构化问题》（1968）、《文本与文本科学》（1969）、《封闭的文本》（1966～1967）、《被称之为文本的生产力》（1967）、《定式的产生》（1969），至今没有译成中文。
　　深入地清理20世纪文学文本理论的实绩，还需要将一些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的艺术作品理论或文学文本理论甚或话语理论也纳入视域，譬如索绪尔、卡西尔、克罗齐、海德格尔、巴赫金、杜夫海纳、雅各布森、叶姆斯列夫、本韦尼斯特、梵·迪克、迦达默尔、利科等人的相关学说。一方面，这些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对现代文学作品理论/文本理论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学说有助于我们廓清不同界面的“文本”理念：有后现代主义诸种观念的文本理念，也有作为语文学概念的文本理念，还有作为符号学和文化学概念的文本理念。巴赫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撰写的《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哲学分析之尝试》一文中，就已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他认为，“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巴赫金将文本界定为具有“主体、作者”的话语，他所关注的对象是“真正创造性的文本”，是“个人自由的领悟”：文本的涵义“就在于关系到真理，真、善、美，历史的东西”。巴赫金强调，忠实于自身特性的文本体现着“对话的关系”：既对此前的话语作出应答，也诉诸于他人具有主动精神的创造性应答。可见，巴赫金的“文本”已然是文化学———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大文本”，但它又不同于德里达的“大文本”。巴赫金的文本思想对于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的意义，并不比德里达的文本思想逊色。其实，将世界文本化，将生活文本化，也并不是德里达的发明。圣经中的摩西就已把世界称为上帝之书。“书”作为存在之象征，在文艺作品中早就有所反映，不仅有直接的反映，也有间接的反映、“潜台词”似的反映。譬如，莱蒙托夫的名篇《预言者》的主人公“从人们的眼睛里”读出了“罪与恶的文辞”。不过，诚如俄罗斯学者瓦·哈利泽夫所言，对世界图景加以“无限文本化”的“无边文本理论”，这在哲学本体论中有一定道理，在个别具体的学科中就未必有效。（参见瓦·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王加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看来，文学文本理论研究要大力开拓视野，也要努力聚焦本位。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充分地展示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理论/文本理论，比较清晰地呈现“作品等同于文本”、“作品大于文本”、“作品小于文本”之景观与成因，比较到位地阐释文学作品理论/文本理论追求自立———获得自主———向外扩展，由“小写的文本”变成“大写的文本”的流变轨迹，进而，由此来显示现代文学理论由“作者世界”转向并沉入“作品世界/文本世界”的年轮或足迹。
　　毕竟，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理论的发育与变异过程，是现代文学理论的一种“活化石”般的学术标记。毕竟，“作品”与“文本”这两个概念的嬗变，参与了现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革命。毕竟，从文本走向作品，还是从作品转向文本，显现了文学观念的流变轨迹，意味着文学领域“牛顿视界”与“爱因斯坦视界”的思维范式转型。或者说，复数的“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理论”，堪称累积着丰富的文学理论生命信息的“大分子”。着力于这种“大分子水平”上的理论资源之多方位的清理而又有深度的开采，当有可能推进文学理论这一人文学科的建设，当有可能深化现代文学理论这一门经受种种挑战然而并未消亡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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