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当下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诸多争论，这些争论出现的重要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反思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即知识论前提。文艺理论研究的知识论“前提”主要表现为本质主义立场、二元对立思维和科学至尊态度。本文在反思文艺理论研究中知识论前提的同时，从生存本体论出发将文艺作为本体的承诺，集中阐释“文艺应当何为”的问题，试图为当代文艺的发展提供生存论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 文艺理论 知识论前提 本质主义 二元对立 科学至尊

　　新时期以来，在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当代文艺理论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以及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开掘和整理，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新格局。然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代文艺理论虽然经过拨乱反正的清理，但是当下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传统的文艺理论的理论基础，即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前提。本文在反思文艺理论中知识论前提的同时，从生存本体论出发将文艺作为本体的承诺，集中阐释“文艺应当何为”的问题，试图为当代文艺的发展提供生存论的理论建构。
　　
　　一
　　
　　反思文艺理论研究中知识论的“前提”，我们首先要对“前提”加以理解。按黑格尔的观点，任何理论思维都是反思的活动，而反思活动需要“前提”作为逻辑的基础，换言之，“前提”就是反思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据。当代学者孙正聿指出：“前提，通常解释为推理中已知的判断。显而易见，这样的解释是把对前提的理解限定在形式逻辑的框架内了。作为批判活动的前提，它是对批判对象进行揭示、辨析、鉴别和选择的根据、标准和尺度。”① “前提”作为已知的判断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前理解”。传统的理论把“我思”作为预设的“前提”，必然地把意识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理论“前提”只能是认识论的。海德格尔把“我在”作为预设的“前提”，先“在”而后“思”，这样就把理解现象学的第一要素提示了出来，因为理解是“此在”能够存在的本体论条件。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作为一种可能性，需要经过“此在”的筹划。这就是说意义通过理解而进入存在领域。理解是自我的理解，对未来具有筹划的性质，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运动，但是这种超越性总是包含在存在的历史性之中。这样说来任何理解都有一个“前理解”存在。这种“前理解”不是理解者的主观预期，而是通过作为流传物的文本世界对理解者影响先验地进入理解者的存在。因此理解者就不是文本世界的一个“他者”，而是共同地参与了理解的筹划活动，使得理解成为可能。这是“理解何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
　　“前理解”在加达默尔那里就是“前见”。理解要在“前见”的基础上展开，解释者和文本之间就有一个特殊的视界。也就是说，理解不可能不受到“前见”或“偏见”的影响。在海德格尔那里“前理解”为“前有”，是逻辑先在的“有”。“前见”即观念的先在性。如加达默尔所说：“一切理解都必须包含某种前见”②， “前见”是一种判断，其中有肯定的价值也有否定的价值，因此，“前见”并不一定都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要消除“前见误用”的启蒙运动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前见”，这一“前见”不仅统治现实生活，而且也支配思想进程。
　　因此，在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前提”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首要问题。因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前提”不仅影响到我们对文艺和文艺理论的整体理解，而且决定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方向，所以，文艺理论“前提”的研究在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先地位。
　　知识论，是一门探究知识本源、结构、特征、认识的形式、过程以及结果的学说，是一门和形而上学分庭抗礼的哲学理论。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知识论“前提”主要表现为本质主义立场、二元对立思维和科学至尊态度。
　　
　　（一）反思本质主义立场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中，文艺本质被认为是在文艺后面决定文艺特性的根本性质。应该看到，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关于文艺本质论的不同观点形成了文艺研究的不同格局，对促进文艺自律性和文艺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文艺本质能揭示文艺的终极原因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文艺本质观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康德提出了为理性划界的问题，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文艺本质论的局限性。
　　历史发展到现代，这种关于文艺本质的研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首先发难的是尼采。他认为本质对于文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但却一度被赋予和赠予价值，我们就是赋予者和赠予者。相反，他认为精神是文艺的更根本的价值。尼采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对希腊文艺进行了概括。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象征两种生存本能和原始力量：一种是使人趋向幻觉的本能——梦；一种是使人趋向沉醉的本能——醉。日神精神把充盈的生存力投射于万物而形成梦幻；酒神精神则表现为强大的生存力与痛苦相抗争的胜利感。它们在文艺领域中体现为迫使文艺家进行文艺创造的冲动。这两种精神是文艺的本源。
　　在对“本质论”的反思的过程中，继西方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20世纪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言学转向”是指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就是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语言之所以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哲学所表达的任何思想都是离不开语言的。离开了语言，思想就无从表达。因此，语言构成了解决哲学问题的最基本的条件。这样，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因为人类只能用语言去理解世界或者说用语言表达人的意识对世界的理解。在传统认识论中的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等二元对立的矛盾都化解在语言的存在之中。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日常生活语言称之为“言语”，它是个别文化现象，因而显示出无序的状态；“语言”是群体文化现象，自身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是一个“自足自律”的实体。这样，就把“语言”赋予了本体的意义，而不再是仅用来传达思想的工具。“语言”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带有约定俗成性，其意义是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这就为分析哲学消解“本质论”开辟了道路。逻辑实证主义分析了语言的特征，认为语言具有它的逻辑形式，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获得新的知识，也不是探求事物的本质，而是使各门学科已有的命题更加清晰，这样哲学就不是理论活动而是分析活动。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思想变化是哲学语言转向的缩影。前期他认为在语言中表达的事物之间还有必然联系，这样看来他还假定语言有一种本质；但是，在他的后期的著作中鲜明地表现出反对本质的特点。语言活动如同语言游戏，没有共同特征，也没有本质。同一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罗蒂认为在反本质主义者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是海德格尔。关于文艺的“本质论”，海德格尔确实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说哲学终结以后留给“思”的任务就是走向事物本身，“思”当下与之打交道的东西，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在者”遮蔽了“在”，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使“在”得以敞开，从而进入澄明之境。
　　文艺的本质主义立场的局限表现在：第一，本质主义立场将终极本质和现象对立起来，认为终极的存在是惟一真实的存在。这样，文艺的本质是真实的，而文艺的现象是虚假的。这是柏拉图以来的“理念论”的延续和发展。第二，本质主义立场将本质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对立起来，把以人学为旨归的活生生的文艺的存在看成了远离人和生活世界的存在。第三，本质主义立场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其实在文艺中这种绝对的客观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本质主义立场将自然的属性作为实体，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世界被无主体的自然宰割，这是与生存没有联系的理论体系。第四，本质主义立场是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之上的，把本体当作局限在认知领域里的认识，这样就把文艺变成了科学。文艺本体论不仅包括了文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也包括文艺的意义问题，这是科学的知识论所无能为力的。
　　
　　
　　（二） 反思二元对立思维
　　和中国古代“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维不同，西方传统认识论把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等范畴都处于二元对立的矛盾状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是从前苏联借鉴过来的，其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也依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在文艺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表现在：
　　第一，内容与形式的结构二元对立。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把文艺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部分。这种把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的研究是不可取的。马可·肖莱尔在《作为发现的技巧》中认为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读内容就根本不是读文艺，而是读经验；只有我们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也就是作为文艺的文艺作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这就是说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形式和内容相区别的研究，“把一件文艺品分割成两半：粗糙的内容和附加于其上、纯粹的外在形式。显然一件文艺品的美学效果并非存在于它所谓的内容中”。“假若我们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来理解它要传达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形式就必然包括要表达这些内容的所有语言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检查二者差别，就会发现内容暗示着形式的某些因素”③。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仍是今天课堂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它首先导致了我们对文艺肤浅的认识与思想的僵化；其次导致了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这样往往因为对内容的否定而否定整个文艺作品的存在价值。事实要求我们除注意由内容到形式的这种方式，而且还应该注意由形式到内容的这种方法的存在。
　　第二，文学与文化的学科二元对立。文学与文化属于不同学科，但是在这两个学科之间，文学就是文学，文化就是文化，两者完全不相容的观点也是值得反思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争论就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表现。
　　在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中正进行着一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争论。一批年轻学者针对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思精神，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理论界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先锋作用，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再固守原来的理论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对文学理论再反思。他们主张在以消费为特征的“图像”时代，要对传统的本质主义的研究加以超越，以适应文化转向的需要，要打破传统研究的疆界，扩展研究的对象和领域。这些主张被另一些学者称为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越界”。他们认为文艺学就是以文学活动和文学问题为研究对象，否则文艺学学科就不能成立。这场争论表面看来是文学理论边界之争，其实涉及了对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问题。
　　面对这些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出要扩展文艺学，在文艺学教学中引入文化研究。主张文学理论应该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尤其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这种边界的扩张和研究对象的增容，是文学理论重新迸发活力、向前发展的一次契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应当是以文学、文艺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科，时时应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出发点。文艺学在其学科建设中曾走过许多弯路，长期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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