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性，是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重要问题。文艺人物塑造是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抽象人性出发，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文艺上的基本分野与区别。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人性都不能归结为纯粹的自然属性，而应是社会性、阶级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体。文艺只有真实地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内在联系，将人的行为放到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才能充分揭示人性的具体内容，才能使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

    毫无疑问，抛开人性中一切社会的、时代的、阶级的因素，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而孤立地去描写所谓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性，或者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或者提倡一种抽象的情、抽象的爱，用这种观念指导创作，只能使文艺走进一条反理性、反艺术甚或反社会的死胡同。这是近现代文艺史早已得出的一条结论。

    近一段时间来，在部分文艺作品中，宣扬抽象人性论的倾向似有回潮和泛滥的迹象，个别作品甚至越过了单纯人性观的界线。这是值得关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在文艺创作理念上背离了唯物史观。

    在文艺理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身体写作”、“私语化写作”以及关于“人性的深度就是性”一类的流行提法，主张把人导入低级的感性生活和纯直觉的无意识活动，将文学引向对自然人性的过度张扬和对感官刺激的肆意渲染；在文艺创作中，似乎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文艺作品要沿着由“外宇宙”向“内宇宙”、由现实向非现实、由理性向非理性、由社会属性向自然属性、由精神追求向肉欲横流的轨迹发展。一些作品描写人物，既要写他“人性”的一面，又要写他“兽性”的一面；既要写他“好”的一面，又要写他“坏”的一面；既要写他“表层”的一面，又要写他“本真”的一面；既要写他“暂时”的一面，又要写他“永久”的一面……于是，想方设法让人物超脱社会、阶级、政治属性的“拘囿”，同所谓的人的“本能”、“自我”、“无意识”、“性欲”以及甜得发腻、无缘无故的“情爱”挂起钩来。结果，各种各样离奇、反常、低俗、恶心的东西就冒了出来，满足着某些人群粗鄙的心理嗜好和眼球需要。鲁迅当年讽刺的“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的情景，在当前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倘若一个人外表的行为与其内心不相符，那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都同样是空虚不实的。

    文艺当然是可以表现人性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是具体的，其真正本质是在综合的社会性中展开的。抽象的纯肉体的存在，不是人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70页）鲁迅也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页）这些精辟论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毋庸讳言，这种带有抽象人性论的文艺产品，目前仍有一定的消费市场，要想完全杜绝是不容易的。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和抨击这种落后的现象，一方面要逐步减少孳生这种现象的土壤，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性观才能得到弘扬，文艺创作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坦途。

    由于抽象人性论作祟，有些文艺作品甚至走入忠奸不分、背弃民族大义的泥淖。

    例如，有的作品把人物是忠贞还是奸佞、崇高还是卑劣曲解成是“头脑战胜了身体”还是“身体战胜了头脑”的问题，故意把人的“身体”和“性”的启蒙与觉醒，当作压倒一切的东西。有的作品，竟将爱国女青年描写为由于深陷性欲而甘愿当汉奸特务头子的“情妇”，同时也把汉奸特务头子写得“人性”十足，有意掩盖了其卖国、凶残、血腥的一面。这类作品所起的作用，就是消解爱国精神，淡化民族意识，制造价值倾斜。

    这类作品认为，“身体不参加欺骗”，当身体的体认是真实的时候，一切的理性、立场、国家、民族、忠诚等等，都没有了力量，都向“人性”低头了。这种解说同样抽空了人的行为的社会历史因素，是一种虚伪的自欺欺人。用这种“审美”方式和见解来为忘却正义立场、背弃民族大义辩护，同样是匪夷所思、站不住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把人的“性”机能加以抽象，使这一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它就变成动物机能了。有些文艺作品把表现“动物的机能”作为开掘“人性深度”，作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这其实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类文明的玷污。

    人性是历史的，文艺对人性的开掘和塑造是没有止境的。从文艺史上看，文艺对人性魅力的深层揭示，大都不是要去消解人性的积极价值成分，不是要去培植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不是要去展示人性中丑陋、淫秽的东西，而是要确立健康的精神价值系统，凝聚民族性格的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构建真善美的人文环境和思想气质。历史上诸多优秀作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再以近年电视剧创作为例，无论是《恰同学少年》、《亮剑》，还是《长征》、《戈壁母亲》、《闯关东》，尽管它们的题材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展示人性丰富性的同时，都洋溢着一股浩然之气，都在寻找和提炼一种倔强、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这是一种融入了传统美德和民族大义、真正升华了的人性表现，散发出迷人的人性光辉。这种精神远远高贵于狭隘、抽象、自私的人性表演。

    为了文艺的繁荣，我们要改变创作中存在的人性正面描写弱化、负面描写泛滥的趋势；改变那种人性的正面不能制约人性的负面，煽情的、迎合低俗本能的、“性”至上的倾向，因为这种貌似生动的抽象人性描写，不仅摧毁了文艺本身，而且对审美文化和社会和谐也起着破坏的功能。

    我们的祖国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然前行。我们的文化和文艺事业，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和提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这是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它不仅关乎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而且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我们要在创作中摈弃抽象的人性论，使崇高、壮美、正义、刚强、纯洁、温暖、光明、友情这些被逐渐淡忘的人性美，在新的历史时代和时代氛围中得到重现和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