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色戒》的反应业已成为一个事件，各种媒体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和见仁见智的评论，让我们见尽人世百相，看到了各个阶层的人出于不同的欣赏品位、阅读习惯、观赏角度，而最终是各自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而作出的对于影片本身、对于导演意图的迥异评价。然而迄今为止的大多数评论，在我看来都由于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维度，而聚焦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与人性的（虚假）对立上，从而不但未能有效说明影片的艺术性，或非艺术性所在，亦且不能有效地检视影片问题的核心本质所在，总体而言是失败的。这一个失败有其当前的社会基础，是一个结构性的、必然的失败。
本文试图对此现象作出一些观察和讨论。电影文本自身(以及其与原著的关系)很自然成为它的第一个话题。无论是导演、演员，还是大多数外界评论，都把聚焦点放在了人性或情感（尤其是对于三场床戏的看法）的话题上，我试图对此提出与此略有差异的观点：普世的不变的人性话语及其意义需要放在既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加以审视；对于（性）爱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人群有不同的主张。进一步的讨论意图指出，影片当然表达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好地表达了）导演的主旨：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却或许有违作者（导演）的心愿，表现了与其心意不合的另类主题，在此我看作是一种寓言，不是李安所意图呈现的国族历史的寓言，而是对于抗战中两条路线命运的评价和另类道路的示意。同时，我认为海内外的媒体一般认为影片表现，或曰表达了李安导演的大中华情结，值得商榷。这种理解，在我看来至少是不完全的，部分是错误的。最后，我将集中于对影片的现实意义，或对其接受背景的思考，在这里我将对中国的国族建设做一番简短的再探讨。
本文对电影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在于对细节的解释（网上一篇署名“西班牙眼”的网友的精彩的剖析细节的文章已经做了这个必要的工作）， 而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电影中的人性与性爱话语，对电影的赞扬者所主要围绕的，而民族主义批评论者无力地加以反驳的，就是影片表现了“复杂而深刻的人性”，我将试图解开这种话语的本来性质；二是电影的政治话语，在影片中它由前种话语发展而来，而在现实中却是支撑导演和编剧者创作的试图嵌入文本本身的“微言大义”的前提；三是电影的历史话语，影片很好地传达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观，需要将其在与海外史学界的近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讨论的大背景(Context)下加以体察。这里的“话语”不仅指福柯的“权力与话语互相交织互相为用”的概念中的话语，而更指影片中藉由电影语言、叙述(narration)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主旨。
我的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综合电影叙事学、电影语言研究、即文本本身的分析（textual studies），与影片的产生、接受背景和影响研究(contextual studies)。为了更好地传达影片的原有意图，我在文中尽量多引用编导的原话，它们有的是从新闻记者的采访写出的新闻报道而来，但由于新闻稿件，尤其是娱乐记者的稿件多有添油加醋之嫌，我更多地直接引用他们在接受电视新闻采访的原话。这些视频我都保留着，可以保证其准确性。
人性话语
据导演一再解释，《色，戒》是以女性心理学角度来看爱国主义。这里的所谓女性心理学，就是据说的女性爱情心理学与性心理学。影片核心的问题，网上争论的焦点，就是王佳芝和易先生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是爱，是恨，还是性？她最后作出叛变使命的决定，究竟是一时心软，还是即使到枪决之前，面对被迫跪在地上的共谋的同志和邝裕明谴责的眼光，也不后悔？类似的问题由旧金山TVG电视台《今夜有话要说》的主持人提出，李安和汤唯都给出了回答。李安说：
“我觉得你刚才所讲的（这三个可能）都存在。我觉得也是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也是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她是一个心软。可是这个心软，不是偶发的。她是累积了爱、恨，各种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易先生这个坏人其实是了解这个女演员最佳的观众......因为我们对于爱呀，恨呀，好坏呀，都是比较世俗的看法。其实人的内心里面，有我们很多说不清楚的潜意识的东西。”
然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狠。李安要改写他自己所言的“神圣的抗战”，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他和龙应台这些人眼里的这些“比较世俗的看法”，才是真正“人性”所在，因为它们关系到当时几亿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然而对他们而言，正象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说的，“整个城市倾颓了，似乎只是为了成全他们两个人。”（它掩盖了无数无辜的人因此而死亡。因为这些人的生死不在他们眼里）。这种他们“说不清楚的潜意识的东西”，我们不妨来剖析看是什么样的东西。
为了理解李安借女性“性心理学”来解释抗战，我们先需要理解这种潜意识属于哪一类人的“人性”。先看在同一次访谈中汤唯是怎么说的，
“对于王佳芝来说，她一直没有爱，她很缺爱。其实这个就是象张爱玲一样。她缺爱缺得不得了。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然后也没有......她喜欢那个邝裕明，但是那个因为邝裕明的理想，所以她甚至献出自己的贞操，去勾引这易先生。但是邝裕明依然是这样子，就是她真的是心里很寂寞，很渴望爱。”
汤唯上述对于角色的理解有准确的一面，但也有基于导演的开导和自身的经历而曲解的一面。王佳芝的母亲已死，父亲并不爱她，携小儿子逃往英国，而再三找借口不带她去。显然，她缺乏父爱。
影片中最重要的两条线索是王佳芝对邝裕明与王佳芝与易汉奸的关系的发展。王佳芝对邝裕明的爱是朦胧的少女的初恋感觉，但她对于邝裕明的“爱”不是基于理解认同其事业上的出于共同生活理想上的爱，而是少男少女的互相吸引，和戏里戏外的代入移情(empathy)过程。是邝裕明带她进入戏剧社。在排演的戏中，她扮演的对象（据装扮和言辞似乎是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的哥哥战死，是她救活邝扮演的国民党士兵。并把她织的衣服送他：“你救国就是报答，杀敌就是为死去的哥哥报仇......我哥和你同岁，自从我爹病死，（戏中的这个“她”和现实中的王佳芝一样，也是缺乏父爱，但也暗示王佳芝现实中的父亲实际上对于她是活的“死人”）他就扛起了这个家......他也象你这么结实。”此时她注视着邝，充满深情。可以认为这时候王已经完成了移情代入的过程，将邝裕明当成了她的哥哥。
然而这个“哥哥”因此似乎注定不能成为她的恋人，不但如此，邝也没有承担起“哥哥” 的责任。这里的悲剧是，王佳芝是在邝裕明的注视下完成她的蜕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如果单从剧情的设计来看，确实是邝裕明对她的堕落要负很大责任。邝裕明的哥哥战死，因此有迫切的报仇愿望。当他号召大家一起加入他的杀汉奸计划时，她是在邝裕明看着她说：“不是要勉强大家”而最后一个按上手掌，说“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她的加入当然可以说是出于对他的朦胧的爱意（她本人没有强烈的直接参与抗战的愿望，这从她后来在影院看电影对汪伪宣传片的与周围观众鄙视起哄相对照的漠然反应可以见出），而邝裕明一次次对不起她。他明说“不勉强大家”实际上正是勉强了大家，包括王佳芝。当他与老曹从声色场所聚会出来，电影以王佳芝呆看着在楼上摇扇的娼妓的反转镜头暗示她自己的命运：看娼妓的人也被后者看，两者最终完成重叠的过程。
在第一次行动回来后缺乏训练和经验的王佳芝这时已经表现出厌倦（“对不起，我累了”），邝裕明却要她“耐心点吧！”在香港的整个过程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心，不大合理。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邝裕明竟然早就在策划让王佳芝当易先生的情妇。王佳芝也另人奇怪地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诧异（这里她表现得不象一个不知世事的大一学生），而象个老练的熟知套路的人（如她扮演的麦太太）。她问在身边的赖秀金：“你们都商量好了？......哪一个。”对于接受一个因为嫖妓而有性经验的男人来牺牲自己第一次的贞操，她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抗拒和犹豫。
这里的情节的不可信之处不仅在于，在那个时代是否女学生有这么“开放”（从后面情节我们将更加看到，这里编导不过是在暗示“女性致力于国族救亡事业等于失去贞操”），不仅在于她喜欢邝裕明，却可以自己作出这种设想（以她要为陷于困境的邝解困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也不仅在于爱她的邝是否真的可能这么无情（作为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即使用牺牲自己同胞来换取一个敌人生命，在心理上也无法作到。更何况是逼迫牺牲自己心爱的人。而且，民族主义话语历来将本民族女性的贞操与身体视为国族尊严与利益象征，这里先将女性贞操夺去，再将女人献于敌人，本身即与民族主义话语相冲突。）问题还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代，“革命加爱情”套路的小说泛滥，很难说作为爱国青年的他们会没有受到影响，而会采取这种任何时代都会认为是卑鄙的“牺牲”方法。这种没有丝毫可信性的情节源自张爱玲，然而以“嫖妓有经验”为编撰这个情节的借口是可笑的：张爱玲本人在她的作品中早就说她很小就从当时流行的中国传统小说，如《金瓶梅》中获知男女之事。而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影片故事发生在38-42年），如三角小说家张资平、“性博士”张竞生之类作家早就以出版对社会影响广泛巨大的性描写、包括性行为具体描述的作品而闻名。当时性信息的广泛流通相比今天并不逊色。
任何有常识的人不需要仔细考虑，就可以得出日常生活中这种事的绝无可能的结论。正象千篇一律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经常被现在的研究者斥为幼稚的无稽之谈一样（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爱国青年正是受这些小说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类似的举动和选择。小说塑造现实，此是一例。因此恰恰是这个极被贬低的模式在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刻意反其道（这种当时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而行之的编造故事，让王佳芝和嫖妓的人相交以接受“性启蒙”，这种丝毫无可信度的情节设计只有某些别有深意的人在其“创意”中才有可能。港台评论者多将此情节设计赞誉为成功解构了爱国主义的建构性，他们不愿看到的是这种叙事本身的禁不起推敲的虚构性。
然而人们往往更容易忽略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事情对于如这些青年学生的普通人来说无法作到，并不等于它绝对不可能发生：但不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而是发生在国民党的特务政治里。与此情节类似的当年国民党训练特工的场景在历史记载和当事人回忆录中常可见到。实际上，这是表面脱离国民党意识形态，实际上仍然深深陷嵌于其习惯思路的李安（以及当初构想这个情节的对国民党政治深有洞悉的张爱玲）将国民党特务的惯用做法，投射到（project back）爱国青年学生身上，想象并相信后者也会象他们那样，为了目的作出这种不择手段的事情来。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甚至即使我们顺着编导的叙事逻辑，某些情节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据报载：很多人在看完电影出来，直感纳闷：当易先生送王回来，为什么躲在屋内的人不冲出来，解决了他？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偏僻，仅见他们一家，没有风险。然而如果就这么解决了易汉奸，编导接下去要传达的，比丑化爱国学生更重要的信息就没法安排了。在他们的计划里，有更重要的目的在。
电影叙事学早就告诉我们，情节的设计有多种多样的可能，一定的情节安排是为了传达一定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编导希望传达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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