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手上的活，他的脾气，他对女人占有的情况，还有他心里面的压抑的东西，他必须用兽性来表达出来。还有我们看到心理层面上谁是一个攻击者，谁是一个占有者，这个可以从男到女，也是可以从女到男的。就是它的辨证关系，我是觉得是等于是一个anchor,等于给于他们两个人的心理层次作了一个定位。（TVG访谈）

原来这里李安是要“他必须用兽性来表达”他的压抑。麦太太（不是王佳芝，请注意）以为她能诱引控制易先生，却反被极其粗暴恶劣地强奸。
可是李安要这个麦太太得出什么样的心理结论，他是怎么“探讨女性心理学”的呢？请让我们看强奸之后两人再次碰面的场景，两个人立即拥抱在一起，甚至导演让易奸象个婴儿一样把头伏在麦太太怀里。后者受强奸之后不但不痛恨强暴者，而且怜惜地体会到易先生“那你一定很寂寞”。这就是李安的“爱情心理学”：女人被强奸后会由恨生爱。这当然是在诠释张爱玲引用的，她自己暧昧地未置可否的“通过女人的心通过阴道”的“哲学”。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李安的这种哲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看看他进一步的剖白。李安接受德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如果有人非要给爱下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对我来说肯定是太狭隘了。”他说“性爱本身不仅仅是一个身体动作，而是它激起化学反应，激发爱情和亲密感。”  在某次电视访问的视频里，李安继续阐释他的“哲学”：“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在做爱时得到什么，确切地说我们（男人）是不知道的。”唯一能理解的是，“作爱，释放出一种爱意出来，它是关联的。”  从这些阐释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这种哲学里，“性+分泌的激素=爱”。
 这是人人可以接受的对爱的定义? 显然，西方人不买他的帐，他们看不懂。这是一个大丑闻：为什么如此“普世”的，完完全全，百分百赤裸裸的“人性”西方人都看不懂，只好用“中西文化差异”来解释？我们伟大的女性主义大教授理解了“性的力与量”，李安应该感到欣慰。某些女性确实亲身领会了他的立场。但是美国的女性主义者却不象我们的（伪）女性主义教授，领受这种“伟大的人性”与性的“伟大力量”，而将其归为“07年度十大耻辱影片”之一。  甚至大多数美国的男性影评家，也指出性交场面虽然“出奇壮观”，但却没有激情，让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爱”如何可能产生。而我国的中产阶级观众，却一致交口称赞、欣赏这种“艺术”，这种“爱的真谛“，并将怀疑的人斥为“不懂艺术，不懂人性”。
这种“哲学”的根源在哪？不能否认这种对爱的理解有其阶级基础，也被某个阶级的人所广泛接受。而麦太太的行为，她的首次的诱引，让易先生不感奇怪的（也让今天的观众觉得正常的是），用一个比较专门的字眼形容其本质，就是“通奸”。是这个阶级的人经常发生、习以为常的、觉得是自然不过的“人性”。在通奸中据说能产生“爱”，（而不是相反的过程：由爱而通奸），这也是作为有闲阶级的中产阶级人士对“爱”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种“爱”同样有其阶级性。
第二场床戏则被认为是表演。两个媾和的男女心中非但不是爱情，而是充满杀机。一个对他心里充满仇恨，一个把她当成猎物。两性相互压倒蹂躏，看谁能毁灭谁的意志。这是“爱”吗？然而，据编导说，爱就这么由第二场的“性+性交分泌的爱激素”产生出来了！由于麦太太“从来不当她是一个情报人员”，终于让他放心，于是有了“心灵上的沟通”，（虽然他们唯一“心灵上的沟通”，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对恐惧的共享）。这是汤唯欲言又止，李安说“很难讲”的地方。通奸终于产生出“爱”来了。
 然而这里所谓的“爱激素”不但是伪科学，而且和上述编导对第二段交媾的彼此的厮杀性质的描述自相矛盾。这种对“爱”的阐发，既然出于资产阶级对“性交—>产生爱激素—>产生爱”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解，编导也觉得太勉强，于是他们力图再多加以额外解释。他们似乎要让观众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易先生代替了邝的“哥哥”的位置。在剧院里王佳芝（这里我们勉强不叫她麦太太）找邝。画外音是幕后电影传出的几句容易被忽略的对话：“妹妹。”“哥哥，怎么样你也不能做这种违法的事啊！”“我，我没有做。”
由于这里的“哥哥”指的不大可能是邝，因为王佳芝并不会劝邝做这种“违法的”事。在她看来，这本来就是正义的事，是无所谓“违法”的。如果这个分析成立，并且按照影片易先生的实际表现看来，他并不是如某些分析所设想的，被王佳芝当作缺失的父爱的替身（我们没有感受到有任何父爱的存在）。
这里似乎是暗示易先生被她当作哥哥，但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影片的暧昧处，而这个暧昧直接关系到它对于两者关系的无力阐释：据其逻辑，麦太太对易奸产生“爱”只是由于性及其伴随的据说有某种“爱的激素”的分泌，而不是其表面的理由：王佳芝缺少爱，渴望得不得了（于是把受虐/施虐的性交当成“爱”）。但编导或许觉得这个解释太荒唐了一点，于是另外还试图用“哥哥”的被替代来解释，但这根本解释不通。
这个破绽暴露了这种“爱”的话语的虚构性与编造的痕迹。实际上,这种“爱”,正如张爱玲的小说的题目所点明的,不过是“色”,即性欲而已。张爱玲的小说里易奸是四五十岁的矮子，“一脸鼠相”。张写道，麦太太想：“他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不是为钱反而可疑。而且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她需要取信于他。”她的理念是“权势是春药”。是权力引发易奸性欲的亢奋，丝毫不关爱情。她的动摇是在最后看到“他的侧影……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而一时误以为“这个男人是真爱我的。”而在李安的电影里，易奸是英俊的前国民党军官。张的小说是最后时刻麦太太觉得可能爱上他，李安要让我们觉得麦太太早就被性搞得意乱情迷。然而我们在影片的性交场面也看到了，没有丝毫的爱意从任何一方表现出来。
但是当然张爱玲同时也说到了麦太太觉得“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将性欲与爱情混淆，或性、爱不分，这是一个特殊阶级的特别的理解——这个阶级就是中产阶级。模糊性与爱的界限，是他们的特权；这种做法和理解不是“普世的人性”，而是无法为其他阶级所欣赏的特别定义。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的人，对爱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士无法理解这种“普世”的性爱话语？这关系到李安的特殊的阶级性——虽然同属中产阶级，但李安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他们仍有差异。见下文对影片的女性话语的分析。）
张爱玲说“到女人心理的路通过阴道”，影片就是通过王佳芝先被强奸，既而被长期蹂躏，据说因此在这个“麦太太”的面具下才发现了“真实的自我需求，性和心理上对爱的需求”（李安语），所以在易汉奸买给她戒指时候，认为是真爱上她，作出叛变的“无悔的抉择”。这里我们不是否认麦太太最后认为可能对易奸产生“爱”的幻觉的可能性，而是将这种对“爱”的理解看成一种话语，一种文化与社会机制（institution）,有其社会文化的基础。这种机制可以看作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某个时期对“爱”的理解和定义“性+金钱=爱”。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它们变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但是赤裸裸的性和金钱在中产阶级女性眼里却成了“爱”的最佳证明。因此，王佳芝由于邝裕明不敢表白，也把她当作工具，于是麦太太觉得寂寞，她觉得反而是易奸能给她（肉体的）温暖。
如果说麦太太的“爱情”的幻觉还相对简单，易奸对她的情感则多了些复杂之处。作为老谋深算的特务，他早就看出麦太太的伪装。但在后来感觉侵略者的穷途末路后，他为自己了留了条后路；在和国民党搭上线以后，他开始对她放松敌意。因此，这以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爱”上了她。但是这种“爱”的性质和前面的“性造成爱”的话语（这种对于爱的理解既是编导出于其阶级本性对于爱的定义，也是他出于男权立场认为女性没有头脑，只有从性交的快感中才能得到“爱”的感受）根本不同。他“爱”她，更多出于她的单纯幼稚、或许还出于对她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行为的某种钦敬。（虽然这丝毫不表示他可以被谅解。我们也看到，他不但先奸后杀另外两个重庆女特务，最后对亲自签字处死她，也没有犹豫。“身不由己”说不能免除他的罪过和所谓对“爱”的无能为力，而只不过表现了他的完全自私的阶级本性。）
对于他们“感情”关系的有无,不少一般记者和观众也有所质疑。一个记者说到：“我却对这一男一女于机械使命中徒生的感情有所怀疑，我看到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扭曲和他们的发泄，但我却难以深入到他们的内心。”  据报道,一位意大利女记者表示“王佳芝仅仅凭借一腔热情就开始对于易先生的勾引以及易先生决定杀掉王佳芝的情节都有些戏剧化。” 
编导设计这许多站不住脚的细节，部分出于将国民党路线的不择手段的惯用做法投射强加于青年学生身上；而对易奸和麦太太“感情”的渲染，则更是服务于它的一个核心的逻辑的;甚至其表达的中产阶级的性爱话语,也是服务于这一隐蔽的却要“微言大义”予以表达的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
要想了解李安所要表达的主旨，我们需要更深入三个人物形象，首先是对易奸的刻画。
李安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其实一个坏蛋，一个汉奸，他也是有他的innocent,天真，纯情爱国的时刻，他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要在这个里面表现出来。（9-6， 华语记者招待会）
这种所谓“innocent,天真，纯情爱国”，除了表现在上面分析过的所谓“怀念那个纯真时刻”（实际上当然是中产阶级男女通奸前的互相勾引）以外，还表露在当麦太太深夜王佳芝走进易先生书房，看到他以前在军校时的戎装照。这是典型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的形象。由此细节，影片引出李安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
 国内一些人在评论这部电影时常将其形容为“汉奸电影”，如果说汉奸电影是在纯粹美化日本占领的正义性，那么这部电影只是在渲染汉奸的“人性”（在正式放映时舍弃了曾经拍摄的易奸残忍审讯抓获的国民党特工，包括严刑审讯赤裸的女特工画面），以及间接暗示的汉奸的“爱国”或者“忍辱负重”（下面将会更详细分析），而对日本侵略的残暴非正义有间接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通过易奸的口说出来的。这是在接近尾声时两人在日本妓馆会面的对话。
这是他对麦太太说的：“你听他们唱歌象哭。听起来象丧家之犬。鬼子杀人如麻，其实心里比谁都怕。知道江河日下，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跟着粉墨登场的一班人，还在荒腔走板地唱戏。哼，你听。”在这里，“鬼子杀人如麻”的事实被突出。但隐去的是，易奸同样杀人如麻，且他专杀抗日的爱国志士的事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易奸此前对她说的另一句话：“我来往的都是有头脸的，都谈国家大事，千秋万代挂在嘴边。他们主张什么我不管。从他们眼睛里我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恐惧”。显然“他们主张什么”易奸并非不管，但影片突出想表达的确实是他的“恐惧”。据说是由于这个恐惧使他在性虐待里觉得才是“最真实的”。而导演李安在影片公映前后也一直强调自己在读张爱玲小说时以及在拍电影整个过程中的“恐惧”。（在谈到小说时他说：“我们都有一种很大的恐惧感，觉得有一种大逆不道的感觉。”他甚至谈到了原作者也有同样情感“其实张爱玲在写这个东西，她心里是很惧怕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他们的恐惧是不是同样一个类型？这种“恐惧”是什么？
这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暧昧处：即使对易奸，在渲染其“人性”（如所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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