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种种政治话语，缘于现代中国历史上中产阶级（大中层资产阶级）本身出于阶级地位和利益，面对强敌所具有的恐惧感和动摇性。然而更深入的理解要求我们还要探讨影片的另一个层面：它的历史话语。

历史话语
施正曦：“那你说最初你决心拍色戒，是因为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有一种魔力。里面有很多的玄机。那么现在这部电影都已经制作完成了以后，你是不是已经琢磨出来这些当初吸引你的玄机和魔力在哪里？是不是跟我们举些例子？”

李安：“其实我只是累积了一些经验。那真正的玄机是天机不可泄露（笑）。（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人也摸不清楚。人算不如天算。总之，是我走过拍摄色戒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人生，还有我们中国人的事情，还有过去心里隐瞒的在成长过程中积压的一些东西，让我看了比较清楚一点......”（旧金山TVG电视台李安访谈）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机不可泄露”的“玄机”呢？“我们中国人的事情”，“过去心里隐瞒的在成长过程中积压的一些东西”，是怎么样看清楚的？本节试图从影片的历史话语层面加以探讨。
我们已经指出影片中一个似乎明显缺席的历史演员是当时另一个主要的抗战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然而这一似乎缺席的在者并非完全缺席，而是其实自始至终存在着，如幽灵般围绕着这些人群。这是影片隐而不显的第三条线索。在影片一开始，易先生从特务总部一边走出，秘书一边告诉他：“他们（日本人）在追查美国人给重庆那笔军火。”“那笔军火”似乎暗示了易先生（和他的秘书）知道那笔军火的下落。而秘书紧接着说“今天的晚餐取消，他（日本人）要你明天一早到宪兵总部见他。”让他顿了顿步子，更先出他心中的紧张。似乎他害怕什么秘密会败露。
这条线索在影片进行一半时再度出现，直接指挥他们的“老吴”在回答邝裕民为什么现在不动手的时候说：“我们需要情报，他（易先生）突破我们的情报网。把美方提供给我们的先进武器弄走了。我们损失惨重。奇怪的是日本人也在追查这批东西的下落。王佳芝这条线很宝贵。我们一定要充分地运用。”是的，似乎是很“奇怪”，“美方提供给的先进武器”被易先生截获，而日本人还不知道，那么易先生留着这笔武器有何用呢？
网上那篇网友出色的分析指出, 李安要表现易奸这时候已经与重庆方面暗中取得联系。但是据这位网友推测，易私藏军火是帮助重庆做事或摇摆。  我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一来他没有必要截断美国给重庆的军火再向重庆献媚；二来在上海他不可能能够私藏军火；而即使发现军火的是下属，他也无法向各方面人士交代（更不用说有在身边负责监视易奸是否忠诚的的张秘书）；更大的可能是李安在暗示他将这笔武器运送给另一个隐蔽的力量。它是谁呢？检视当时存在的各种政治力量，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在本文即将最终修改完成之际，收到了这位网友传给我的信息，用影片的英文剧本中的言词证实了我的论断。在这里特向这位网友致谢！）
因此，这股“神秘的力量”，据电影的逻辑看来，才是最隐蔽的力量，它不但和汉奸暗中合作，（如果不是和日本占领者直接或暗中合作的话），而且或许其实才是害死王佳芝和那些爱国学生的真正凶手。正是为了查出这股神秘力量，王佳芝才不得不继续忍辱负重（老吴叫她查军火下落）。
这当然一向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评判：消极抗战，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是他们在蒙蔽这些爱国青年，削弱“国军”的抗日实力，与日伪暗中勾结。于是日前李安12月4日在日本首映式上所说：“（这部影片）虽提到的是中日抗战，但实际上描述的是中国的内战”就能很好理解：在李安的电影的逻辑看来，正是这股神秘力量的存在，导致了间谍行动的失败，（也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失败）因此在抗战胜利后和这股不抗日、而借国难乘机发展壮大自己、与整个民族利益为敌的力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李安在这部片里，或是将易奸设计成三面间谍，为了给自己保命留后路，同时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共产党三方面力量合作，（由于影片藏笔甚多，完整的版本应该还被李安私藏着，所以无法确证。但它可以侧面得到证实。上面提到，龙应台说，李安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存、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揉合在一起。显然胡兰成代表影片中的性爱话语，而丁默存晚期是和代表重庆的戴笠通联。而李士群则是当时共产党为获得日伪情报而争取的对象。）而那些大学生则是一直被蒙在鼓里，最后被代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老吴为了公报私仇当作炮灰所牺牲（他明知道邝要为了王佳芝得到解脱杀易奸，而故意装做不知以卸责。最后让他的手下枪手脱身，而不管那些从大学生招募的小特务）。李安说：“国民党在日据占领的我们过去在银幕上看不到的形象，好象走到了月球的反面一样”。在这里，他确实对国民党不择手段利用特工的肮脏政治认识得够彻底，但同时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形象也加以暧昧刻画。
由此这部片中的种种暧昧不明的暗示，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李安或许私自保留了一部由于目前海峡两岸的政治情势，暂时不能公开的完整的影片版本。在将来的某一天，或许他将会把它公之于众。这或许就是李安所说的“那真正的玄机是天机不可泄露。” 这才是李安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终极寓言演绎和阐释！
这是一出人生的荒谬剧：一切本来都似乎不应该这样发生，也不会有这么多悲剧，然而却这样发生了；  然而这些人生的荒谬最终而言是源于历史本身的荒诞：王佳芝、邝裕明、甚至易汉奸都是三方政治力量间肮脏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然而这又可以从其对政治的解画逻辑中很好理解：既然政治从来都是卑鄙的不择手段的人幸存和得胜，那么历史有什么是非，方向？一切都是“存在主义”的无可无不可。那么什么是我们所欲的，何为面对相似的历史情境下人应当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汉奸是无奈的，是爱国的（免于国土被外国人统治，而仍然由他们这些“中国人”统治），是他们在爱护、保护老百姓。他们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间挣扎、折冲、协商的牺牲品。李安为此要为他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于是我们对龙英台的呼吁“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更进一步得以理解。在这些人（以这部影片的编导为传声筒）看来，

爱情是虚无缥缈的，抓不住的，只有性是真实的；
人性是虚伪的（或者脆弱的），只有强权是实在的；
政治是黑暗的，只有享乐、纸醉金迷是光明的；
历史是荒诞的，只有伊伊哑哑的胡琴声是永恒的。

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编导这样的结论，完全是从特定阶级立场（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中产阶级），又是从特定意识形态立场观察得出的看法。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既脱离国民党正统近代史观，又深深植根于其中，同时还将它们投射加之于他们所不理解的人民的爱国力量上。
当李安一次英文访谈中说：“我完全认同王佳芝这个角色，虽然我不是一个女孩。我还觉得汤唯是我的一个女性的化身”时，他在表达一种什么看法呢？王佳芝在剧中最后成为叛徒，被易奸枪毙。（据台湾的陈相因认为，她是“得到了自己最需要和最在意的真情……最后选择的不是决定生存的目标，而是死亡的意义。”这种诠释从李安为她设计的最后的表情可以得证。）但是也许李安不至于希望自己有这个下场(在采访时候他说:“我要是王佳芝,早把易先生干掉了。”可见一切“爱情”的渲染都是幌子，李安骨子里在意的不过是保命哲学。 )那么在电影叙事学的范畴里，或者在李安的“存在主义哲学”里，王佳芝（实际上是麦太太）还有什么可能选择吗？也许她可能被易奸识破，而她宁死不屈，但是李安说“我不想做烈士”。那么这个可能排除了。也许她还可以投降，供出一大笔名单，莫非这是李安所欲的，他的“恐惧”所在？难道做“娼妓”是编导认为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
为了理解李安对待历史的立场，最后我们对电影的分析回到作为影片和小说所表现(representation)的历史现场。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电影叙事采取这种方式，为何李安说“影片实际上表现的是中国的内战。”首先是对抗战爆发和对国共两党作用的认识。在这里我还是将台湾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论述为参照。在我看来，唐德刚的看法代表了李安这些据说脱离了国民党正统论述的立场。
他的观点是：“西安事变把抗日战争提前了。抗战是拿全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岂是搞着玩的！我们的抗战十分可以避免，无人可以臆断。”因为据说“史家可以认定的，则是那时日本侵华并无固定政策。战前那些所谓‘事件’， 都是一批‘卤莽灭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无’鲸吞中国”之大志；而我们地大物博，加上个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和他们再打它一两年太极拳，不是不可能的”（89）
这其实当然还是国民党正统论述为绥靖政策辩护的立场。然而有趣的是，还是这个唐德刚，在同一本书里另一处却得出了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63）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对西安事变的后果得出了与前述论述大相径庭的客观看法，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氏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 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出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他的另外一段话对李安的上述“共产党是邪恶的幕后力量”的历史观也作出了回答，
 
（抗战胜利后）蒋氏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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