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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寓言与国族建设再探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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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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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历程。“漫长的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就是这种“国族身份”(nation-state building)渐渐形成（20世纪前半个世纪）、建立(49年后)而又迅速瓦解（89年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代表了两种追求现代性的道路。国民党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代表了保守的力量，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他们纯粹依靠精英的力量，依靠上层地主士绅阶级、金融资产阶级，推动国家建设，在三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能持续：不但国内阶级、社会矛盾突出，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如中原大战，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的经济只是畸形的发展，如上海这样的港口城市发展迅速，但它部分地依靠剥夺内地的发展资源，造成后者的极端贫穷落后。尤其是三零年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资源，步步进逼，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由于向来不相信广大底层民众的力量，而且由于他的镇压社会大革命已经失去了广大民心，在早期更存侥幸心理，希图在国家建设建立足够力量前能避免战争。在抗战中，由于它只依靠片面的抗战路线，单纯的依靠正规军，迷信武器决定论，采取旧式的强迫组织方式(抓壮丁、绝对命令等)而非意识形态动员，在强敌面前一败涂地，这更滋长了投降悲观主义情绪。在抗战中运用的特务暗杀手段，在随后其发动的内战中继续用来对付国内人民，它的统治在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动员力量的共产党军队面前迅速瓦解崩溃。
由于这种政治本质上是依靠上层阶级，并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代表上层资产阶级，这并不简单意味着国民党政权采取的每一项政策都直接有利于后者，因为它采取的是国家建设的手段，有时甚至需要限制后者。）政治对他们而言不是全民族，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的政治，而是中产阶级以上（当时是极少数）的特权（关乎经济地位）政治，一旦这部分利益达不到，则政治对其而言就失去了意义。随着对政治的浪漫幻觉在残酷历史斗争的被击碎的消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由本身的阶级的动摇性进一步产生了对政治的幻灭。
相反，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采取阶级分析的思路，认识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力量，采取深入底层群众发动土地改革和社会革命的组织策略，队伍迅速壮大。（但是在国民党右派眼里，这是共产党消极抗日，乘机在壮大自己。）共产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军事力量已经表现在红军时期相较武器和人员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强大的战斗力，这时表现在抗战中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运用（也表现为抗美援朝期间对绝对先进武器装备的刚刚战胜强大日军的美军的胜利）。这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其意识形态的力量。共产党宣传是工农的武装，是为劳动人民和全民族利益谋解放的，这与国民党相比，直接取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他们深知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直到解放战争胜利，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民党并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他们出于阶级本质无法复制这一点。他们于是干脆视而不见。于是在影片里，人民的力量被忽视或者丑化了。
对于这部电影的迄今为止的批评大多仅仅停留在民族主义的水平。这里有必要检视民族主义本身的历史和问题。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进步性。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其建党纲领中包含了反帝（和反封建，尽管国民党出于其本身的阶级来源的组成，而无法彻底）的内容。但是反帝所寻求的力量，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国民党总体而言代表的上、中层资产阶级利益，其反帝是出于其自身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帝国主义能够保证其利益不受损或少受损，加上对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力量的蔑视，他们的一些人的动摇乃至叛变是可以预期的。汪精卫的投敌是一例。而共产党的反帝则出于全民族（以中下层人民为主要载体和中介）的根本利益。
而且，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的定义稍微扩大，将其视作中国在现代民族（或国族）身份的重新建构，那么这种路线的不同更显而易见：国民党的中华民族的定义来自孙中山的“五族共和”，采取的仍是传统的“文化中国”的理解，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则是“阶级国家”，也就是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国家。这个国族的定义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与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单纯依靠牺牲普通劳动者利益的精英建国路线，而是依靠发动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与聪明才智管理工业企业和建设国家。在这种意识形态召唤（以及统一战线的有效建构）下，新中国的凝聚力、动员力空前巨大，国族建设取得了巨大而迅速的进展。
然而，由于反右和文革中的极左错误，也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性和忽视统一战线，在文革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是阶级话语“导致了广泛的社会迫害和政治专制，从而他们力主取消和避免阶级问题和阶级性的概念”。汪晖指出，“如果将‘文革’之后的历史概括为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是和阶级话语的消失相伴随的。” 阶级话语的消失，对阶级分析法的拒斥，不但表现为“非毛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且表现为八十年代以来，这个国族身份逐渐发生变化。但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对它还不是致命打击，九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进程才是它彻底瓦解的根源。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发生根本逆转：如汪晖指出，“这些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但他们并非天生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完全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以上述方式进行的所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制与‘弱势群体’的创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宣告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转变。”
但为什么作为新中国国族身份建构主体的“领导阶级”的历史命运这么轻易地发生逆转？在最近的讨论中，旷新年质疑“中国人是否真的从此真正站起来过？”这个质疑是有效的：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确实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地位仍然是上层领导自上而下赋予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党的领导仍然是依靠高度集中化的力量进行国家建设（尽管这一建设采取的是和国民党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路线）。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机制从未真正有效建立，不但发生了不少极左的错误，而且使得劳动阶级一朝可以丧失他们曾经拥有的地位：他们的地位既然是被赋予的，也可以被一夜间被剥夺。今天的中国人因此丧失了它的国族身份，今天的路线正是在重复国民党当年所采取的路线，因此它也只能诉诸传统的文化身份来定义中国人。然而以传统的文化身份来定义中国人，由于其本身是流动的，不清晰的，本身也是不可能牢固的。而且现代中国人的国族身份显然不能以传统来定义，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历史上的作用上看，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曾经是两个政治集团的共同点。尽管从对现代性的具体路向的寻求上曾经有过巨大差异， 但由于这个体制能确保高度的集中，有利于国家建设，而一直沿用下来（这意味着缺乏充分的民主）。当然，汪晖已经深刻地指出，“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因为“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这是现代政治组织和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性的根本政治特征。”因此，他进而将现代以来国家体制的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state-party or state-parties)体制的转化”。后者指政党“不再是某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即“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权力机器。”
在中国，伴随着这股七十年代末重新开始，八十年代末以来加速的“去政治化”潮流的，是九十年代以来剥夺工人阶级利益的私有化进程的加速。因为越来越依靠私有企业主，路线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似乎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发展模式成为今天奋斗的目标——这正是李安觉得历史荒谬的地方。如果从这一点出发，那么什么是历史正义就不都成为无稽之谈了吗？既然它们随时可以被颠覆；那么什么是汉奸、什么是爱国者，就不都成为“风水轮流转”的说不得道不清的伪命题了吗？
李安对国民党的历史观教育产生幻灭，是源于对国民党黑暗历史的了解加深，以及近来台湾“去中国化”下所谓对于民族国家的反省。李安觉得历史荒谬的地方在于，当台湾“去蒋化”搞得轰轰烈烈，让他们这些国民党的后代几乎无处容身之时，恰恰是共产党领导的大陆进行静悄悄的“非毛化”革命（或非革命-反革命），提升两蒋的历史地位，并重新拣起了国民党当时的以精英为主体的国家建设的政策路线。他们真正是没有了家园感：历史的轮回和荒谬既然如此，那么何谓忠奸，何谓国共争斗正义的一方，孰是孰非，不都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吗？
张爱玲写《色戒》，动笔和最后落款的日期都在1950年（尽管在三十年后才发表，因为当时的台湾尚不容为汉奸辩解的话语出现。即使八十年代拍的以张爱玲和胡兰成故事为题材的电影《滚滚红尘》也在台湾被禁），她的目的在于将50年代的历史背景置换到抗战时期：不在于为汉奸平反（相反，在小说里她包含了对汉奸本质的深刻认识，对胡兰成的诅咒），而在于抵抗胜利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李安则是将当前的时代背景措置到同一个时期，意在于为汉奸平反：因此在他的电影里，不同于张爱玲原著的精神是，汉奸因此有了人性的光辉（虽然还是暧昧的，和兽性杂糅的。这是他的资产阶级形而上的人性观。和张爱玲也有所差别。）对于张爱玲来说，她是要表达她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为自己的失败的恋爱和婚姻辩解（因此才说“爱无所谓对错”），对李安来说，他是要表达他的历史轮回论，为汉奸辩解，为自己内心的“恐惧”剖白。两人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表现的侧重点也完全不同：张的小说是不动声色的暗示麦太太的性关系和性心理（出于“汉奸婆对于抗日英烈的阴暗心理”，出于“一个丑女对于美女的阴暗心理”（王小东语），但更出于为自己辩解的目的），李安的电影是浓墨重彩地铺张性爱的画面（这虽然也是李安在个人才华和领悟力上远不及张爱玲的所在，导致他的电影艺术性的低下。但也是出于他要表达的主旨使然）。张的小说痛斥和鞭鞑汉奸的邪恶，而李安则遮蔽汉奸的奸诈和残忍。（虽然李安曾经坚持拍摄易奸在审讯中的残忍一面，但在正式播出时舍弃了。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要争取的观众对阴道主义的认同、对易、王的同情将大大降低乃至不可能。并不是他没有认识到汉奸的邪恶，而是出于历史的轮回论和不可知论这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造成的暧昧。虽然他甚至可以让他们自承是娼妓：这种对敌人懦弱谄媚，对自己同胞凶残的人他也承认是为虎作伥，但他要表现出这是他们的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但李安和张爱玲的共同点在于，这种故意安排的历史错置，这种借形而上学的“性的力与量”（无论是隐晦还是显白的），目的在于解构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
这也是为什么用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来批评这部电影，虽然是可取的，但是是永远不够的：祝东力用以色列民族不会容许亵渎民族烈士的影片来指责，然而反对者可以很容易举出相反的例证来，比如有人可以举出几部“投敌”的描写“人性”的影片“供参考”。解释很简单，祝东力落入的误区是：他忽视了民族主义是任何阶级都可以寻求的，但是对不同阶级来说，却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对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来说，它只意味着这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反抗外敌的斗争威胁到这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和侵略者“合作”能够保住其暂得利益时，它是不管什么祖国不祖国的。同样，在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港台的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一些出于分裂主义的目的，更多出于其阶级利益，更加变本加厉地解构“爱国主义”或“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对影片的吹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而对广大的劳动阶级成员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最广大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不是“工人无祖国”，恰恰相反，在当前民族国家利益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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