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近期的内地所拍的电影《集结号》，已经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描写为无“人性”的无关正义与解放的残酷冷血内耗。它暗示的是国共相争的非必要性，也是一种寓言呈现。这既是八九年以来当局以单纯经济增长取代社会主义价值作为执政合法性依据的必然发展结果，也是目前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前奏。《集结号》先上新闻联播，再上焦点访谈不是偶然的巧合。）
正因为此，它也无力回应自身所造成的“盛世”表面下的巨大危机。因为它对造成的重新阶层分化和阶级斗争无法解释，也避免公开讨论。相反为了“和谐”的目的不但压制阶级分析（三联的党委书记亲自出面，对坚持在杂志上发表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现实的文章的汪晖“讲了政治”是一个例子。这当然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且继续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民主、维权的要求实行本质上是某个阶级的“专政”。历史的轮回感不是李安一类人的，也是广大人民的感受。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这种历史的荒谬感带给我们的不是对历史是非的不可知论，汉奸的“说不清论”。恰恰相反，它带给我们的是痛定思痛，丢掉幻想，重新集结力量的再出发。对于《色戒》迄今为止的失败的讨论告诉我们，一旦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方法，掉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沼，是如何无力对资产阶级投降派的进攻作出回应。
结语
然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是没有声音，而是被虚假地代表，乃至被消音。2007年发生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稍早时发生的太石村事件，已经告诉我们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将劳动人民数十年的血汗积累的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进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暗中推波助澜，“只干不说”，“闷声发大财”；意图推动改善民生的阶级调和，却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以缺乏资金为借口，却放着广大人民辛苦劳动一点一滴积累的一万五千亿美圆的巨额外汇储备愁着没处花，而替美国扛着国债；通过立法过程将新富阶级对社会和国家的剥夺合法化，是资产阶级从全民代表的角色向自身的阶级身份和利益转变与回归的过程。因此，“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民主不是片面的狭隘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民主，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努力争取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的民主权利的过程。汪晖指出，“今天中国的问题之一是普通民众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工人、农民不能上升为一种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就无法保护他们的权利。” 然而，他更看到了
最为感人至深的是......工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公态度。他们......并不仅仅是在要求改变 他们个人的命运，而是从一个历史的高度出发，重新伸张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揭示着这个由上至下的、问题丛生的改制过程所导致的严重危机和社会不平等。这些工人代表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断地追问：中国正在往何处去？
当前的现实告诉我们，曾经作为我们国族认同依据与主体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仍然自在。而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我们，正重新获得现代中国泛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关系到以什么阶级为主体，为领导阶级。需要强调的是,重新建立关于阶级性问题的思考，并不等于“简单地恢复过去的（那种）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我们仍然反思二十世纪阶级政治中产生的悲剧）”，比如，虽然作为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主体的白领阶层在这次色欲和金钱的狂欢中成了李安等资产阶级投降派的俘虏，汪晖也注意到“在今天中国的市场条件下，即使是白领阶层，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工作超时大量存在，晚上很晚下班，经常周末加班，社会保护很差，很多人进入公司不敢提出签约——不能签约就形不成你的法律保护。”因此，他们不但被资产阶级投降派意识形态裹挟进狂欢的人群，本身是也是路线造成的问题后果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他们的本身弱点和弱视表明他们无法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阶级，无法成为新的国族身份建设可以依靠的主体。因此，要建立一定的“政治视野面对现代社会的平等问题和阶级分化”，问题不但在于“如何将阶级概念从结构性的范畴内部解放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抵制阶级分化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 也在于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发扬，在于由劳动阶级自己代表自己、保障自己权益，并进而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的有效建立。
也许, 这是《色戒》这部作为反面教材的电影最后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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