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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寓言与国族建设再探讨(上)

时间:2009-8-8 16:45:38  来源:不详
国人不懂”的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中上流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贵族)家庭生活。这里充满了腐烂、无聊、庸俗和奸巧。他们在麻将桌上讨论的是如何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普通百姓的生死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当路有冻死骨的时候,她们自述“拼命往身上屯”东西)。她们在牌桌上的“察言观色”的“琐碎政治”据说也表现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但是这只是代表了留存在国民党勾心斗角的政治里的封建帮派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这部分对“人性”的描写,实际上正是客观“阶级性”的展示。它比较忠实的刻画了(虽然编导也许不是故意要暴露他们所属于的那个阶级的问题)当时那个时代这部分贵族资产阶级的腐败和堕落。他们不是上升中的奋斗的资产阶级,而是在内外交困(内有尖锐的国内社会矛盾,外有日敌入侵以及帝国主义的压制)下下沉中的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人的的最后的疯狂和颓废纵欲(张爱玲小说大部分均表现此)。他们腐败的“人性”客观上要求了一个时代的变革,虽然李安是不会愿意有任何激烈的变革的。(

而张爱玲知道变革不可避免,虽然她将这种社会变革称做“破坏”:“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但她预见到社会的根本变革不可避免,它不是出于任何特定政治集团的操纵,而是社会情势的客观要求和趋势。)
有了这些铺垫,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更好来观察分析李安所要处理的核心,他的“终极人性”话语:阴道主义。
性爱话语
片中的三场二者交媾的场面如此壮观,连我们某位睿智的女性主义者大教授都出来感叹“性的力与量”的伟大了!这种强力的融合强奸、变态性虐的性交场面不但征服了麦太太,也征服了我们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然而从左到右的女性主义者的问题不在于她们附和男权主义者的“通过女人的心的道路通过女人的阴道”(此说据张爱玲的原作说是出于辜鸿铭,张爱玲对此说态度暧昧。因此将此说归咎于她有些不公,虽然也大体不差。因为张爱玲曾经自愿“低到尘土里”,在失败后也仍然要为自己辩解,因此将只适应于某个阶级的女性的这个“真理”强加于所有女性身上。)也不在于她们的水平近于如某些更为浅薄者故意所说的“关起门来大家都是资产阶级”(见某些评论者针对此片要求电影分级制所做的自作聪明语)而在于她们将爱等同于性,或爱由性造成。
然而这不是他们所谓的“普世的人性”。“爱=性”这说法若在在西方世界里提出,或者将引起愤怒的抗议,造成丑闻。其实,李安在这里要表达的“性造成爱”,已经让西方人不懂,因此不但被归入美国电影的最高限制级NC17,没有几家电影院放映(每个城市只有一两家小影院放),大大影响了影片在北美的收入,而且被拒绝参评主流的奥斯卡(以技术的理由),更让几乎百分百的美国影评家关注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动作与杂技场面,而对影片“艺术”本身加以贬低,将其定位在艺术位阶上的B到C级上(在美国主流影评网站rottentomatoes上它的等级是6.5/10),  并将其评为年度“最另人失望的影片”之一。  李安于是说是因为西方人不懂得中国文化的微妙,和缺乏占领的感受。但美国人既然能欣赏其他导演拍的描写二战的影片(比如他们在影评时大多将它与其它两部近期拍的题材有些相似的影片做比较,但在此我没有篇幅介绍),那么说是因为他们缺乏占领感受而不能欣赏“普世”的人性则太牵强。
 要理解麦太太和易先生的性关系的真实,我们需要对他们的真实关系做一番分析。我们先看看导演李安和汤唯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先看看汤唯的表演心得:

主持人施正曦:“(你)怎样把一层包一层的情感展现给观众?”
汤唯:“是在我看到剧本,和导演聊天那段,是准备那个背景。因为背景是我用导演的一点心得。看到剧本的这个心情,把自己多年的感情来分析,来放到这里面来想,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发展出它的更多的一个信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分析多一点。但是之后我就觉得不行了。如果说多一点分析,我就不会演。所以我就只能够完全去感受这个角色的心情,就是想她所想,爱她所爱,做她所做。这样地去做每一点,每一个镜头。”(TVG采访)

再来看看李安的自白:

李安:“故事、戏的本身跟他们解说,启发,然后拍摄的时候逼迫、教、启发、吓,能用的都用上了。呵呵呵......”(TVG采访)

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汤唯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是一,用导演的心得,和导演聊天,也就是说在导演的启发诱导下得出;其二,是出于她自己感情经历,将此代入角色里面,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要注意的是“之后我就觉得不行了。如果说多一点分析,我就不会演”。所以她只能盲目地去感受“这个角色的心情。”大学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的汤唯,没有想到身处这个时代的自己所想的未必是那个时代的人真能想到的经历到的。如她自己所说,她缺乏分析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再来看汤唯对角色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汤唯的理解必须不能理解成仅是她个人的,而应该理解成来自李安的。

汤唯:(续上......就是她真的是心里很寂寞,很渴望爱。)那所以,她在遇到易先生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对她来说是一种,对她来说是一种它并没有带有一种奢望。她只是单纯地去执行一个任务,但是没有想到在这过程中,她发现这个男人是这样地能够理解她,这样地能够去......(稍停顿)就是,两个人是一种......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他们这一种,这种较量,在这种较量当中,她发现了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情操。那么这种东西又一点一滴又累积起来。这种东西是很难去表达的,我觉得。(李安插话:“彼此的了解”)对,这种彼此的了解让(李安插话:“彼此的了解,还不是在讲话场面”)。对。他们没有办法用能够任何语言去表达,他们就......(稍停顿)如果让他们两个人去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说不到那样子的。(笑)只有用这种肢体语言,而且是极其强的肢体语言,让这两个人在这样一个明天不知道是生是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两人都是,其实都是很恐惧。各有各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他们俩都会感觉到,反而是相互地去吸引,很亲近地吸引在一起,但是又无法去表达更多的东西。只有......只有这三场床戏,我想(稍停,倒吸一口凉气),我想观众看了会理解的。”

让我们注意这里的停顿和犹疑:“她发现这个男人是这样地能够理解她,这样地能够去......(稍停顿)就是,两个人是一种......不知道怎么说......”让我们也注意到这里李安的插话和诱导。
 这个男人是这样地能够理解她什么呢?为什么汤唯不知道怎么说呢?让我们再来对比两个人的两段对话. 汤唯说,
 
“就象她躲在一个角色背后,她才能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其实这是一件蛮可悲的事情。因为你只有在角色背后,你才能够展现真实的自我。(同上)

再将它对照李安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在里面,就是人的根本是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有意义的。象她这个角色,最后在她假装麦太太的时候,她才真的有意义。这种思辩对我来讲,也是很深沉的。那个什么叫做谈恋爱,她才能够触摸她女性深层的那些东西。不管是性的感受,或者一个女人的力量,或者从那个角色来看抗战这个社会整个的事情,对我来讲,都是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同上)

原来李安的意思是王佳芝在“假装麦太太的时候,她才真的有意义”。在和汉奸作爱时“那个什么叫做谈恋爱,她才能够触摸她女性深层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李安认为王佳芝本身作为爱国青年学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只有她成为有闲阶级的麦太太后和汉奸作爱以获得性的满足和“爱”的感受时才有价值、有意义,才能触及“女性深层的那些东西”。这当然是李安本人作为资产阶级有闲人士对同类的呼唤和对“人性”的理解。于是他把这些“存在主义思想”灌输给汤唯。汤唯说“其实这是一件蛮可悲的事情”。然而我们不知道究竟是王佳芝可悲,还是另外一个人可悲。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王佳芝由青年学生假装成麦太太时,她是戴上了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就象电影《兰陵王》戴的那个面具(她后来戴的钻戒也象有这种魔力)一样,一旦她戴上,她就已经变成另一个人。所以我们这时候只能叫她“麦太太”。 这不是个微小的可有可无的差别。也不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理论分析告诉我们的王佳芝本人有“双面人格”,而由“易装扮演”(masquerade)无意中揭示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阶级身份的转换。(比如,转换成的麦太太多次向邝裕明借钱,才能支撑奢侈的生活)。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作为掮客商人(倒卖战时稀缺物资)的夫人的麦太太本身是伪装的小资产阶级学生王佳芝,而在于阶级身份转换后以此身份待人处世的中产阶级贵族的心理定势、行为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她作出青年学生王佳芝不可能作出的种种举动。比如,我们无法设想爱国学生王佳芝能和汉奸通奸,能为通奸的“爱”而背叛民族和同胞。只有阶级身份转化后的有闲阶级的麦太太才存在这种可能性。在这里,阶级性作为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作为阶级间关系的中介,已经开始发挥功能。作为这种阶级性解释的例子是:易奸是在和麦太太通奸,而不是和王佳芝;邝裕明是在喜欢青年学生王佳芝,而不是麦太太。我不是说不同阶级的人没有相爱的合法性或相交的可能性,而是说在现实中它们发生的可能性机率与情节的合理性。(比如,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少描写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学生拒绝嫁给庸俗的商人或做人侍妾和情妇。)
而麦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但是商人之妇,而且勾引易奸,甘当他的情妇。(虽然片中表现这是伪装,但导演的立意是麦太太已经完全入戏,真假不分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假设麦太太为真实存在的个体,以此来分析她的行为)她是和易太太处于同样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有一个做“进出口贸易”的“丈夫”,虽然她位阶较低,后来要跑单帮“补贴家用”,但是她和易太太一样是有闲阶级:“你说男人在外面有多少乐子,你说女人呢?除了逛街,也只有打牌。打牌还规矩啊,是关在家里。”“你们男人聊的话题就多些,跟女人就只能聊些鸡毛蒜皮。”
 在这里,王佳芝说的话好象她真的就是麦太太。让我们还是收起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写实主义电影的疑惑,就让我们顺着导演的思路,象王佳芝那样,就把她当作和她不同阶级的“麦太太”吧(“演员已经完全入戏,真假不分”)!这并不是说在当时的现实中青年学生不可能成为高官(片中是汉奸)的情妇,但要强调的是它更多发生在国民党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里(招募青年学生充当缺少经验的情报人员)。
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三场床戏了。

梁朝伟:“这个角色唯一的美好时刻,就是在潜水湾,第一次跟这个女生约会的时候,我觉得最美丽。然后三年,我觉得他一直都很miss想念这个......那一段,那一件事,那一天的事。所以三年后突然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好象很想去再找到这个东西,结果她完全不是那样子,她完全不是我想象要的那个,所以就突然间很愤怒,就觉得想(李安插话:“我觉得是战争。”)(9-6, 华语招待会)

这是扮演易先生的男主角梁朝伟的对第一场床戏(强奸)的心理的描绘。
的确,在这一场,是麦太太开始时主动勾引易奸。但如果以为易奸施暴是出于对她丧失纯真的惋惜,则不但是对强奸行为的无耻狡辩(这是强奸犯的惯技,也只有有类似心理代入的男性和被欺骗的女性才会相信),也是对易奸的“纯真人性”的无限拔高。与此相比更加主流的一种辩解认为,是易奸出于压抑的发泄。那么是否值得同情呢?(那位网友的分析指出,易奸实际上早就洞察到麦太太的真实身份,这里是在暴力搜查她是否带武器。但是即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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