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还应该分析另外两个人物形象。
 老吴虽然和易汉奸有血海深仇（妻子儿子被其杀害），但他对待王佳芝及其他手下是纯粹的利用关系。他欺骗王佳芝事成之后将送她出国，将王佳芝托付给他的写给父亲的绝笔信烧毁，再三强迫她继续交托的任务，根本不顾及她的危险。他的冷酷表现如交代任务时说：“第一件事，通常也是最后一件事；”叫她“不要发问，也不要思考”。在安排王佳芝任务同时，前后还安排另外两个女特工诱惑易奸（先后失败，虽然不大可信，但是编导意图表现他冷血利用手下的残酷）。这显然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
其实这种利用爱国青年做女特务的情形，在茅盾的《腐蚀》（一部同样处理的是抗战中的国民党女特务的故事）已经有了栩栩如生的刻画。李安演绎出老吴这个形象，不期然与茅盾的小说形成互文。（茅盾小说在当时就被人以为是真实的国民党女特务的真实日记摘抄）。其用意我们可以设想为既是为了其处理原著加以演绎的故事的必需铺垫，也是表达他对国民党黑暗历史的反省。我们这个根据情节和人物分析得出的结论得到了李安的证实：
 
“很多可能在台湾我们成长、国民党教育下面的东西。它有很多是我们心里寄托的一个信仰。那整个电影是讲那个信仰的dissolution,一种信仰跟幻觉的破灭。一种成长，也是一种纯真的丧失。所以对我来讲，尤其对于台湾观众，稍微有年纪的集体心理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痛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过去比较少去剖析这种东西。尤其是能够很写实地去还原那时候，就是我们父母那个时代，就是从上海过来，到台湾以前的那个年代。那个在国民党在日据占领的我们过去在银幕上看不到的形象，好象走到了月球的反面一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可是一直知道存在的一个世界里面。我相信那个动机是很深层的，是在我们的根里面，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把它掏出来检视本身，是一件可以是很沉痛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

李安在这里试图直面国民党历史的黑暗面，这对自小接受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李安来说，的确可以算是“很痛的一个事情”。 另外据龙应台说，李安让梁朝伟揣摩易先生角色时，是让他把丁默存、李士群、胡兰成、戴笠四个人的特质揉合在一起的。显然国民党特务政治和作为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爱国志士工具的汉奸特工，至少在基于肮脏的手段层面上是等同的。
另外一个常被忽略的形象是张秘书。网友细心的发现指出他很可能是日本人或者比他更高级别的人物安插在易奸身边的眼线，负责监视易奸是否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百分百忠诚。是他自始至终调查邝裕明小组的活动，并对整个过程加以监控。  由于本片藏笔甚多，目前不可能依据当前的版本作出肯定的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张秘书是“纯汉奸”，一直是“坚定”的通敌者，而不象易奸后来见形势不妙，为自己留了后路，和重庆（以及中共）勾搭上线。
 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稍早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对易汉奸进行暧昧的刻画？这不是基于更“人性”，或更“历史化”的对待。问题不在于汉奸有没有“人性”，正像问题不在于强奸犯、杀人犯、侵略者、叛徒本身有没有“人性”一样（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因为人性是阶级性的表现），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表现他们的“人性”（将阶级性置换成人的生理需求），其目的是什么？如上所言，影片的表达部分出于对国民党民族主义论述的反拨与抽离。或者说，它代表了国民党在抗战时候另一条路线的理念，这个理念延续到今，并在今天的台湾发酵。这里我们可以检视代表这个理念的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论述：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汪氏组织了一个伪政权，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贪污腐化，两党皆不能免，岂止汪氏？其实，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之时，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
我民族八年抗战，在道德上说，是黑白分明的。汪、陈夫妇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和今天对《色戒》的批判一样，这个论述采取道德论的立场，但却明贬实褒。汉奸的罪恶被认为不在于背叛国家民族利益，而只在于“破坏了民族道德”。（这也在片中得到反映：邝裕明说“当你亲眼见到一个汉奸，一个出卖国家和同胞尊严的人，你就知道杀人一点都不难。我们只怕杀人不够多，不够快”。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李安让邝说出的是“国家的尊严”，而不是“国族的利益”。在他看来，汉奸的问题是道德上的：只不过破坏了“尊严”，而不是中国的国族利益。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根本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只不过面子上过不去而已。）而其贡献是巨大的：“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还有在这里唐德刚还不敢说出来的另外一些言外之意：保护了了占领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里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是赤裸裸的当时的政治词汇：“维持社会治安”。
这个思想甚至不仅仅为唐德刚、李安所拥有，连某些著名的“自由派”人士都公然为其张目。如茅于轼在《照顾百姓的利害与忠君爱国》中以“照顾百姓的利害”为名为历史上的汉奸翻案，并将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称为“罪人”：“这样的一个新标准，会改写整个历史。史可法等人反而变成了罪人” ；又如台湾的陈文茜。在某种意义上陈文茜可以说是李敖的代言人。作为从民进党“反正”过来的政治评论人，她在一期特别针对这部电影的电视评论里说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他们两人静静地在公寓里享受两人的世界，把政治意义抛在脑后。因为到了72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张爱玲一早看穿汉奸这个事情的。如果她活得够久，会证明她当年嫁给汉奸一点都没有错。除了她当年该不该嫁给胡兰成。”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由于中日后来建交，因此当时的汉奸投降的行径则不但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逻辑被香港评论家马鼎盛近期在《南方周末》上所重复：汉奸不汉奸，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帐。又如我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龙应台女士，怀着深广的悲悯为汉奸鸣不平：“难怪丁默邨的死刑判决书读起来那么地强词夺理......原来，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在那样的时代里，你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我看色戒》）丁默邨由于他为自己预留后路而在后期与国民党特务通联，本来可以继续逃避历史的惩罚，是蒋介石下令枪毙。在这里，资产阶级抵抗派与资产阶级投降派之间的斗争，不是被李安、龙英台之流看作历史正义的声张，而且继续在媒体创作里继续亵渎诗学正义。在字里行间，我们深切感受到龙女士兔死狐悲的哀鸣。为残害郑苹如等无数烈士的汉奸叫屈，不但是龙女士的心愿，也是影片的隐在意图。作为他的传声筒，李安特地在电影公映之前安排和龙女士两场访谈，并在内地的自由派重要阵地的《南方周末》报系发表，良有深意。
这种心态缘于李安所说的内心的“恐惧”，这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恐惧，也不是李安故作高深的“存在主义命题”（反讽的是，萨特的作为张扬人在资本主义异化世界勇敢选择的主体性，在这里被偷换为宣扬苟且偷生的哲学。）而是一种阶级的哲学。电影的暧昧处正在于此：它所反映的是经过了歪曲的历史现实（如对爱国青年学生行为的污蔑性虚构），但是这是在一个阶级路线眼里的“真正”现实。
在这个阶级路线的眼睛里，有两种现实：一种是日寇的惨无人道，一种是国民党片面抗日路线的不择手段。这就是影片充满暧昧之处的理由的终极所在。虽然他们有基本的是非观，但出于这个阶级的“恐惧”，这个是非观终于被克服了，被“超越”了。因此，甚至易汉奸血腥镇压抗日志士，杀人如麻也可以体谅甚至理解了：因此李安原不惮于表现易奸残忍审讯国民党特务的画面，然而最终基于其终极目的：引发对动摇和摇摆的汉奸的同情，而割舍掉了。
有意思的是，唐德刚在讨论一位国民党“活着的烈士”吴开先的文章里的话可以作为解释这个阶级解释现实的理据的绝佳互文：

（被汉奸逮捕后）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着想，便是‘接受汪副总裁的领导，写一本‘CC内幕”的畅销书，加入老友周佛海、陈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做法，将来岂不是落个汉奸下场？但是那时日寇正席卷东南亚，“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庆岌岌可危，全国精华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

原来这些汉奸唯一的错甚至不在于道德上的，而在于人算不如天算：“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如果不是美国卷入，日本必定可赢（影片借易奸之口说出：“跟美国人一开打，就快到底了。”）那么做汉奸“哪里做不得呢？”在这种观点看来，“全国精华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也就是说那些汉奸才是民族的精英所在。他们残杀国人的行径于是可以被解释为忍辱负重，“无毒不丈夫”。可是他们觉得遗憾的是，他们太不走运了。真是太委屈了。历史要是可以重演，要是美国没有介入，“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那么对他们来说，那该多好啊！“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这当然正是我们熟悉的汉奸的亡国论。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影片是表达了汉奸的观点，汉奸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影片是汉奸电影，又不是汉奸电影——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从阶级分析法出发，而不是从道德的，或单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它不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并不宣扬汉奸的直接投降论，并不美化日本人的“王道”（虽然有一处似乎对此有所暗示：王佳芝在日语课上，日语老师说：““日本人说话的用语，是根据对象而有不同。”）；然而它又是汉奸电影，因为它在暗示抗战原来必定失败（如果不是后来历史巧合，美军介入的话）的亡国论，  同时在隐蔽地传达，至少是同情，汉奸的动摇的“人性”（汉奸和我们一般人一样，问题都只在于“人性的弱点”。这由影片中对另一位汉奸，五大三粗的老曹的刻画也可以见出）以及其曲线救国论的观点（在戏中易太太在牌桌上说“我跟老易说，你们汪政府，连一点象样的戏都摆不出来。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买帐的呀。”这是在隐晦曲折地表达汉奸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