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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寓言与国族建设再探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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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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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占领区老百姓的观点。）
近年来，不但在台湾，而且在西方史学界，有一股为汉奸翻案的风潮。他们一贯的做法是将普通市民在殖民者白色恐怖的压迫下沉默地抗议（比如影片里普通市民在电影院里对日伪宣传片的鄙视和抵制），与“精英”也就是动摇的资产阶级投降派相混淆。他们直接将后者“代表”中国，比如魏斐德在《上海歹土》中说，“与战争期间法国处于德国统治下一样，中国也经历了在日本统治下的抵抗和通敌的过程，许多人则处于二者之间模糊不清的晦涩区域内。”他还将抵抗者称为“恐怖分子”，混淆是非地宣称“对于占领的最终顺从，乃是无休无止的恐怖战争期间骇人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分裂的结果，”是“政治恐怖活动与暴力犯罪纠缠在一起”的后果。这是又一个荒诞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抵抗者（在敌占区的国民党特工）与通敌者（汪伪情报人员）之间的激烈搏斗不是“抵抗”，而是“恐怖活动”，反而是导致抵抗失败的原因，因为这破坏了与“日本宗主”“和平相处”的边界。那些“维持治安”的汉奸是“双重牺牲者”，只是因为“自己的身分”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这些“野蛮的冲突”使得“人们变得对日本人的占领麻木不仁......以至当日本人于......最终夺取租界时，人们多默许了。”我们要问：这里的“人们”是谁？
另一位著名“学术权威”卜正民在新出版的 Collaboration（2005）一书中宣称，Collaboration（合作，协作）不等于“汉奸”。因此，要用“合作”这一“新的概念来取代旧的概念”。为此他选取镇江的一个商人作为研究个案，认为在底层或下层精英的意识中，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的民族意识，只是“出于对当时当地困境的思考”。之前的研究“带有太多的价值判读”，没有具体地分析其“历史的复杂性”。但显然，这里的“人们”也不是什么底层或下层，而是资产阶级动摇派的典型案例。
这位卜先生甚至提出，伪政权“虽然由日本人策划，并由日本人控制，但终究也是中国人的一项工程......占领下的国家是一个联合工程。”因为“中国的政权从来都是由上而下制造出来，而不是由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 联系到美国人当前在攻占伊拉克后扶植当地人组织傀儡政权，那些通敌者经常遭到其国内所谓“恐怖分子”的暗杀，我们不禁联想到：这些美国“学术权威”这样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为汉奸翻案，除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特有的动摇性和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立场以外(以及出于对西方现代强权历史的反思, 不分场域地对第三世界国家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质疑)，是不是还有不可言说的另外目的：是不是在为将来可能的局面，预先为中国的“精英”洗脑？
我们在这里看到，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堆砌，它的书写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和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相关，尤其是各人的阶级立场。这样，我们也明白了戏里戏外某些人深深“恐惧”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双重牺牲者”，既想跟侵略者“合作”以保全性命和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又不想被祖国的“恐怖分子”，即资产阶级抵抗派暗杀；并想两头通吃，在依附的侵略者战败后，能继续逃避历史的制裁。因此，影片中后期见形势不妙，在各种力量间摇摆不定的易奸才被暧昧地刻画和进行同情地暗示。
但魏斐德在《上海歹土》里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暗杀汉奸的活动的研究，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指出了他们组织暗杀的方法：在上海小市民中招募杀手，然后让这些人组成独立的暗杀小组，分别行动（类似于影片中的情形）；他们对汉奸的定义趋于极端化，在争夺银行和报纸的斗争中，敌伪机关的普通职员也成为暗杀对象。在暗杀战中，国民党和日伪双方的情报人员同样不择手段。这是因为国民党不敢发动底层民众组织广泛的人民战争式的抵抗，而采取单纯依靠正规军队和旧式流氓统治手段的片面抗战路线所导致。
回到影片中表现的易奸。他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路线？它和以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的另一条路线（坚持抗战，虽然不时寻求妥协谈判）有何不同？
这个阶级集团由以张爱玲家世为代表的由旧士绅、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中上等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部分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组成。他们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或民族主义），有抵抗外来侵略的要求，但是他们这不是出于对广大人民的爱，不是出于对全民族利益的追求。在初级层面，是出于基本的道德感。但是这种道德感的基础是极端薄弱的，它很容易弱化转化，特别是触及到自身利益时候，它可以转变，作出背叛人民和国家的选择。
从这个分析方法出发，我们也可以对据说麦太太对易汉奸的“又爱又恨”的情感关系作出一种寓言性的解释。从寓言角度上说，我们或者可以将其看作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又爱又恨的纠缠关系。帝国主义的“强奸”（领土占领、主权侵犯和经济强迫掠夺）让他们感到痛，但是帝国主义收买买办和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转型客观作用，对于他们的金钱利益收入的作用又使得他们对帝国主义产生“爱”的复杂情感，（这也是当前重评历史的唐德刚和李安等人的冲动的内在原因），因此二者通奸交媾，最后水乳交融，可以作出叛变和出卖整个民族利益的举动。
这就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人性”观，但是即使站在资产阶级抵抗派的立场上，也是相当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设想把结局改成叛变的麦太太由邝裕明亲自杀死，而保全大多数被出卖的同志，（类似的事实在当时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屡见不鲜），后者显然是更高一层的“人道主义“和”人性”，但是李安等人必定是不肯的。因为资产阶级投降派出于极端自私的本性，宁可广大人民被牺牲，也要保全自己的优容自赏；甚至宁可死在自己“最爱”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的手里，死于自我陶醉的性和金钱的狂欢，也要保全自己的“人性的完整”。
影片编导整个价值观的转变（从国民党正统历史观到汉奸亡国论者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但根子是不变的：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但以人性为借口）。而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影片里许多微妙的所在：
影片之一是表现爱国青年学生的形象。其中在学生表演成功之后的庆祝宴会后让他们一路高歌那个时代的一个“主旋律”《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坦负起天下的兴亡。”
表面上看，这是表现学生的爱国情操。然而文学和电影理论早就告诉我们，故意漏掉的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故意漏掉了歌曲的前半段，而正是这前半段，不但提出了“是要选择战还是降”的抉择，而且影射抗议（如果不是由陈瑜作词、聂耳作曲的当时的创作原意，至少也是让人想起了）当时国民党的绥靖政策。编导要回避的，正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的历史抉择的质问；是“我们要做主人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的反汉奸反投降的誓言。编导要做的为汉奸同情翻案的文章，自然要回避这些让他们头疼和胆战心惊的恐惧的字眼。这场战争既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关系的生死较量，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死抉择。李安等人，由于其阶级本性，不但至今无法接受这种考验，而且还要亵渎轻侮历史上经受了考验为我们赢得了抗战胜利的先烈。他们让这些热血青年唱的是侧重要做“栋梁”，“坦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词眼，暗示他们的少不更事，幼稚的理想主义冲动。
从文学和电影叙事学的主题论出发，我们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一部失败主题的电影。因此，这部在不少港台论者看来是人性、或性爱（更准确地说，是性，是人的动物本能）战胜国族利益的伟大象征(Symbolism)，就成为一出关于失败的寓言(Allegory)：关于代表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依靠正规军队——影片在大陆版中被删除的国民党军队行进的画面；以及依靠特务暗杀手段）的老吴的失败，关于代表国民党投降一派的汪精卫路线（以易奸为代表）的失败，以及关于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间爱国进步力量的失败的三重失败的寓言。在李安电影的逻辑看来，抗战本来是无法取胜的（如果没有美国介入的话）。为此，李安必须要将他们“描写成滑稽、怯懦、难以有效组织和行动，只能垂头丧气、接受屠杀的爱无能、性无能、政治无能、战斗无能者。”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看法。这些人看到了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失败；但要指出的是，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的抗战路线的无能而悲观，而认为抗战根本无法取胜。因为正是他们的失败在历史上预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必需，也指出了这另一条路线在历史中的存在。正是影片客观表现的国民党两条路线在抗战中必然失败的寓言（这是李安所力图表现的）证实了要想取得抗战胜利，需要一条不同于他们做法的新的做法。毛泽东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速胜论是不对的，亡国论也是不对的。”
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
正确的不同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的做法，正是共产党在当时所采取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这是李安不会愿意承认的，因此影片表现的正是亡国论者的历史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路线正是在影片中（表面上）完全缺席的历史演员。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初期，即一直不满共产党发动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进行社会革命的“过激”举动，为了维护他们和地主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基础，他们要求维护“社会秩序”。而自从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对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大屠杀之后，国民党更加不敢发动这些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改革。他们的方法是运用社会精英进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在日本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以久，节节进逼，露出吞并的迹象甚至开始动作时，认为国家建设尚未进行完毕，没有准备好足够经济与军事力量，万万不可抵抗，因此积极镇压国内爱国社会力量，尤其是爱国学生的抗日吁求，杀害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将领（“有奢言抗战者，杀无赦。”）并且在日本人于1931侵占东三省时，要求不抵抗。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作出口头承诺，由于日本人的速战速胜政策直接威胁了他的统治，不得不开始抵抗。但他将抗日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尤其是物资、先进武器。他认为这些才是战胜强大的日本军队的决定性所在（影片中一直有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追查美国人给重庆那笔“先进军火”的下落。）在对敌斗争上，他一依靠正规军，二靠特工暗杀手段。这在影片中表现为行进中的似乎斗志高昂的国民党军队（青天白日满敌红的旗帜高高挂起，但在大陆版中被删除）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固然有不少有不少杰出将领不愧为民族英雄，作出了巨大牺牲，但也有为数极多的高级、中级将领叛变。整体士气和战斗力低落。随着抗战的进行，艰难程度的加深，悲观情绪弥漫国民党的部分高级将领中。（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继续运用这两件“法宝”：一靠正规军，二靠特工暗杀手段，继续遭受了可耻的失败。）
尽管李安离开了国民党的正统意识形态对其抗战路线的论述，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正统看法。出于其阶级立场的对历史的重新检视，他们得出了抗战（要是没有美国介入）必败的历史结论。出于此立场，他们进一步得出了其他一些对政治的看法：
让我们看看在影片中死的是哪些人，活下来的又是哪些人：前者是已经动摇叛变的麦太太和那些爱国青年，易奸逮捕的爱国志士，包括他弄死的两名前后来勾引他的国民党女特工。而后者，那些活下来的人是：易奸本人，脱逃的冷酷无情的老吴，更为阴险的张秘书，那些醉生梦死的太太们。因此，李安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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