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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的历史,它不能因为现代西洋的出现而终结。
二
中国的现代文学,正是和这样的双重冲动一起诞生的。一百五十年间,文学经常是这些冲动的最重要的表达者,它以文字赋予它们生动的故事和意象形式,引发读者情感的共鸣,从而最大规模地传播和激发这些冲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赋形”的过程中,文学大大扩展了这些冲动的内涵,不但使它们变得具体,而且使它们因这具体而变得丰富。因此,在很多时候,文学又成了这些冲动的最重要的发展者。当人们将这些冲动付诸实践,因而势必从不同的角度将其简化、抽象,甚至将它们显现、凝固为标签式的概念和制度的时候,文学却常在精神和心理的领域里反向而行,在这些冲动的内部和周围,为它们开辟许多新的难以抽象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直到今天,许多读者一看见“阿Q”,依然会习惯性地想起“精神胜利法”、“民族劣根性”、“改造国民灵魂”等词汇;一谈到“幻灯片事件”,脑子里也立刻会涌上“麻木”、“弃医从文”、“救治人心”这样的判断。之所以普遍发生这样的联想,当然有学校教育、文学阐释等多方面的原因,但鲁迅创造的这两个意象的文学意味,它们在表达和传播启蒙意识时——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启蒙都是被解释为 “西化”冲动的产物——诗性的适应力,却是整个事情的基础。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不间断地创造这样的人物、故事和意象:凤凰涅、高家大院、子夜、陈白露、刘世吾、梁生宝、“伤痕”人物、乔厂长、李向南、丙崽⑧……即便其中有许多很快被人遗忘了,但在各自的脍炙人口的一时间,它们都充分发挥了呈现和促成那双重冲动——特别是其中的“西化”冲动——的巨大作用。
不只是人物、故事和意象,也不只是激发人对这些冲动的共鸣,文学还以多样的方式,参与了对更深一层的精神土壤的翻耕。中国人不再对着皇上磕头了,同时也不再能傲视夷狄了,现在是要做“国民”、要成为“个人”、要当革命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然后又是要找回“自我”了。另一方面,“朝廷”不再能令人安心归属,是“国家”、“民族”、“人类”、“现代化”、“美国人的生活”轮番出场,来收聚人的认同之心了。在这中国人的头脑不断被重新“格式化”的过程中,文学一直是积极的介入者:第一人称叙事之于“个人”的确立,“乡土文学”之于现代知识视野中的农村想象的形成,杨朔式抒情笔法之于“新中国”青年人情感结构的倾斜,王朔式“佯痞”语调之于 “后革命”时代利益至上心态的急速膨胀……从某一个角度看,正是人的意识“根部”的这些变化,决定了前述双重冲动的起伏兴衰,而深深锲入这些变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对那些冲动的影响也就更内在,更深远。
应该进一步列出这样一些文学的形象:孔乙己、魏连殳、雨巷、边城、鱼钓、棋王、“命若琴弦”的盲琴师、“小村人”⑨……它们在你心中唤起各不相同的情感,引你浸入一些特别而强烈的意趣和氛围,你的感动是如此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不鼓励你亲近“全盘西化”一类的主张。它们更像是体现了文学对那“超越西洋”的冲动的参与,不仅有力地呈现它,更以一系列动人的意境,在中国人心中培养各种非“西化”的情感和趣味,潜移默化。如果更仔细地体会,你又会觉得,它们并不只是将你引向某一种集体的冲动,无论那是否意在“超越”。它们中有一些甚至是要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关键所在,人生中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文学优长于现代精神生活的其他形式的地方了。它总是自相矛盾,甚至醉心于暧昧和游移。因此,在现代中国,它虽然奋力迎向时代的中心问题,不可避免地深陷那双重冲动的漩涡之中,却又同时从别处——日常生活经验、作家的个性和天赋才能、过去遗留和新产生的非主流文化,等等——获得另外的滋养,不断从漩涡中向外突破,创造出大量既与那些冲动相关、又远非其所能包容、往往与之差别、乃至明确冲突的经验和想象。有对那些冲动的绝望,也有对它们的否定,有对那些冲动的义无返顾的逃离,也有向它们的同样坚决的返回……正是在与那些冲动的既亲近——以致血肉相连——又疏远——总是心生二意——的深刻纠缠中,现代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质。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制度有极大的弹性,可以是政治、经济寡头的联合集权,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市场,也可以是政府控制下的无序市场;可以反资本主义,也可以和资本主义结盟。正是凭这多变而不离其宗的特点,制度不断地强化文学与那双重冲动的关系:因为憎恶这种管制,便亲近西洋式的“个人”,投身“自由”的市场,因为受不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就转向激进的“革命”,憧憬“人民”的解放……从这里,你正可以看到那双重冲动对文学的一种最强劲的吸引,或者说,文学对那些冲动的最惨烈的承担。严酷的历史给社会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人的心灵的普遍的“病态”——我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用它,而这正是文学处理的主要对象,尤其当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被它感染的时候。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在它与这制度的交往中最终形成,可以说无一例外。
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些特质中虽有负面意味,却不能单用负面一词概括的部分,它们都和鲁迅说的“大时代”———或者“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直接相关。以那双重冲动为核心发展起来的现代意识,总体上是一种积极的意识:求变,求新,求成功。但是,它却遇上了屡屡迷失方向,千辛万苦攀上山顶却不断发现前面是断崖、时间越来越晚危险也越来越大这种种令人沮丧的境况。迫切求成,却总是不成,这可说是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境遇。有时候,文学似乎并不注意这一点,因此就有了那些热烈鼓吹、欢呼、赞叹的作品。但整个来看,与现代中国人精神活动的其他形式相比,文学还是最敏锐地呈现了对这种境遇的体会。正是从这个体会出发,它才形成了如下这样的特质:
一是各种深具中国特色的“消极”情致的表达:悲观、绝望、虚妄、感伤、自恋玩世、枯寂……这“消极”并不仅在这些情致的内涵,也同样在其表达:它是固执的却每每又是半遮脸庞、不愿意全露出来的;
一是怎么也不能断根的干预现实的救世的热忱,它不但驱引作家向社会现实搜取创作的素材,而且激励他们创造与之相适的新的艺术形式,甚至不惜重新定义什么是文学;
一是往正面应对社会和时代压力之外的其他方向,开拓确证人生意义和诗意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但惟其如此,这些远近不等的开拓,反可能促成对若干混合着相反因素的精神境界的深入的体会:“轻”与“重”、“琐碎”与“巨大”、“通脱”与“隐痛”、“淡漠”与“关切”……
这些特质时断时续地贯穿了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在还没有走出这个“大时代”之前,它们大概还将继续存在。
三
“走向世界文学”,是1980年代大多数作家和研究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判断。现在的认识自然是较为准确了:不是“走向”,而是被迫加入,加入的也不是“世界文学”,而是西洋规划的“世界”,正是这样的“加入”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就是说,事情主要不是发生在文学层面,而是发生在社会和一般意识层面,那“世界”也并非标准,更非归依之地,它仅仅只是原因。如果这样来看,真正的并非由世界之某一部分规划的“世界文学”,目前就还是远未完成的事物,中国文学的走向其中、融入其中、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因此还只是一个可能,或者——乐观一点罢,一个才开始不久、注定会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正因为一切远未结束,中国的现代文学反而获得了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的可能。不仅是提供关于自身的“寓言”,也不仅是以“病态”启示负面意义上的“问题”,中国文学同时还呈现了探究现代人类和人生困境及其诗意的多种可能,其中有大量今人不易体会的艰辛和惨败,但也分明还有别样的堪称丰富的收获。当然,这收获一定是超出了狭义的文学的范围的。
说到“收获”,就要稍微多说几句。我 们置身其中的这个西洋规划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分工的世界,这分工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也是文化和思想的。少数“大国”的人思考全球的、普遍的、抽象的、超越的、乌托邦的、形而上学的、审美的……事,其他“小国”的人专想本地的、具体的、切身的、功利的……事,就是这文化分工的一例。当然,这“大国”之大和“小国”之小,都主要不是看领土、人口、历史和文化,而是看你在全球等级秩序里的位置:五千万人的法国、就比两亿人的印度尼西亚“大”,三亿多人的美国,更是比十三亿人的中国“大”一旦分工的时间长了,再看见贫弱地区的文化人表达对世界和普遍问题的看法,就不但 “大国”的学者不以为意,他自己的同胞也觉得荒唐:你还想这些?想也是空想!庆幸的是,这样的轻视和自我抹杀并不符合现代世界的历史,不符合各地人民保存下来的记忆。就以中国来说,与那双重冲动一路纠缠着走过来的文学,贡献出了多少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并不仅仅属于中国人的体会和想象!这绝不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已经如何伟大,相反,在许多时候,这文学的表现是相当糟糕的。但是,惟其在一个愈益深刻地 “西化”⑩人类情感的世界上,也惟其常常丧失自我表达的可能和心力,我们反而要特别 珍视中国现代文学抵抗情感“西化”的一面,珍视这拒不接受世界的文化分工,挣扎着保持丰富的“空想”志趣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想剥用章太炎当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灭其文”的名言,说:欲灭其人,先灭其文学,欲灭其文学,先灭其空想之志趣。
当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面对愈益复杂、变化叵测的现代生存状况,人类不能只有一种西洋式的感觉和思维,当我们终于明白,真正的“世界文学”是必须要和真正的“世界意识”一同生长才可能形成,那么,静下心来体味、发现、重新描述和阐释,不但使我们真正拥有中国现代文学的收获,也让别地的人能较确切地知道这些收获,就是我们今天迫切该做的事了。
注释：
①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页。
②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③这里的“现代文学”一词中的“现代”,并非一个时间概念,指譬如从1917年到1949年的这一段时期,而是一个有关“意义”或“性质”的概念,指与“是否现代”、“如何现代”或“何种现代”这样的社会问题一同产生并与其相互影响的文学。因此,本文所说的“现代文学”从晚清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很可能——还将延续很长时间。
④本文这里及其后的“左翼”一词,都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用的,并不仅指中国共产党所组织、领导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⑤这里借用了2001年“9·11”事件当晚中国一批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化人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声明的标题:《今夜,我们是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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