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①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②。
    从龚自珍、曾国藩那两代人意识到“颓世”难挽、“洋患”逼人,到今天全社会亟亟“与世界接轨”,中国人在被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跌跌撞撞了一百五十年。从某些指标———例如GDP和太空探测技术——来看,今日中国已经相当“现代”,但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状况:社会制度、“人心”、前景想象、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却表明,中国社会并没有解决“如何现代”———更准确的说法是“何种现代”——的问题。犹如一个在无路之路上艰难跋涉屡屡迷途的登山者,中国不断地发现自己依然处在不得不“现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体力、同时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险的山口,依然还在前面。但是,从另一面来看,那山口已经不远,社会内部长久积聚的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这些冲突凸显的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如此“现代化”就别无他路的大趋势,可世界又难以承受这个“现代化”,矛盾开始显露和激化。如果乐观——或者悲观——一点,那就可以说,我们正站在鲁迅所说的这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的末端,甚至已经是开始走进“大时代”了。
    中国的“现代文学”③,就在这样的进向或开始进入“大时代”的时代里产生,并因此形成其具有世界意义的特点。当然,这里说的世界意义,并不仅指贡献优异的作品,也同样指呈现逼人深思的问题,甚至是提供惨重的教训。
                             
一
                        
中国是一个自然和文化上都堪称巨大的社会。进入19世纪的时候,它有四亿多的人口,一套不断扩展、差不多延续了五千年、没有被外力完全打破过的文化系统,和一种也是持续了数千年的天下居中、世界中心的观念。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社会,一旦卷入西洋人推动,因而是以西洋为榜样,已经达到全球规模、不可能单独退出的“现代化”运动,它的文化人群中,很自然就会产生如下持续的双重的冲动:
    一个是要用西洋——包括苏俄——的模式改造中国,将它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以适应新的世界竞争,进而在其中占据一个优越的位置。一百五十年来,这个冲动孕育了无数思想活动和社会实践。单就前者来说,将“西洋”/苏俄奉为样板,再给它竖两根支撑,一根是“普遍人类”,一根是“历史规律”,然后拿样板对比中国的现实,将各种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不满,统统转化为“西化”——或“苏维埃化”——中国的实践的激情。身为跨越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对这一套思想活动及其各种政治、经济和学术形式,是非常熟悉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另一个是要超越西洋或苏俄,创造比它们更理想的国家和世界。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这“理想”的标准,主要并非搬自西洋或苏俄,而是取自中国本土,或者是新阐释的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化,或者是20世纪新产生的革命文化,尽管这阐释和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西洋或俄苏思想的影响。二是这“理想”要覆盖的,并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将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因为这是迈向建造理想世界的第一步。在19世纪晚期,这个冲动已经萌发,孕育出一系列先后超越西洋和东洋、最后达到人类———甚至超人类———之大同的大气磅礴的梦想。2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国内国际的动荡和危机,更深刻刺激了这个冲动,令它发展出多种重新解释中国及其他非西方文化和社会传统、企图用它们来救治当世——中国和世界——之弊的思想和学术努力。也是在20世纪早期,一系列可以用“左翼”统称的、坚决否定现代西洋式的社会结构、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思想和理论活动,开始从另一个侧面表达这一冲动。进入1930年代以后,日益严峻的国内冲突和外国侵略明显压制住了这个冲动的其他表达,左翼④思想就成为延续它的一类主要的形式。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重造社会的时代,无论怎样的狂想似乎都有实现的可能。至少到1950年代为止,中国文化人大体都还能保持着“立功”的激情,许多人既是狂想者,也是政治家,是有社会影响力的行动者。因此,“超越”的冲动同样孕育了大量的社会实践。从章太炎以《中华民国解》为新国家奠定历史和文化根据,到孙中山以 “五权分立”勾勒比西洋更优异的政治制度;从周氏兄弟印《语丝》,尝试破除现代商业对传媒的束缚,到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探究学校体制之外的教育之路;从1920年代初少数青年人学习日本的“新村”运动,在中国提倡类似的试验,到1930年代以后奉苏联为样板,持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改造:这些意在“超越”的实践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用说,它们的后果至今还以多样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今日的中国人。
    综观20世纪,这“西化”和“超越”冲动的关系始终很复杂,有时候互相激励、甚至因此融汇,有时候却互相冲突、你死我活。这两个冲动的各种具体表达和实践之间,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缠混淆,错综复杂。即使是最看不上西洋的人,也明白不“西化”就难以“强国”的无情现实,越是想最后超越西洋,反而越要尽早 “西化”。倘说康有为式的大同理想,正属于“超越”冲动的第一批表现,它却同时为那“西化”冲动的正当,作了强有力的论证。从晚清到1970年代中期,各种版本的“强国”方案———包括1974年重新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都大体遵循了这一从“超越”的角度肯定并收揽“西化”的思路。另一方面,早在20世纪初,那些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领头的“理想小说”,就触目地显示了“超越”冲动内含的士大夫君临天下的古典情怀,1960年代晚期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欢呼“世界人民的大救星”的盛大场面,更令人不能不想起昔日百姓对“天子”的五体投地。正是对此种新衣冠内的旧灵魂的疑惧和反感,不断地驱人转向对西洋的崇拜,浇灭他的“超越”冲动,甚至令他安心于做“美国人”——不仅是“今夜”,也不仅是“我们”⑤。
   1918年,陈独秀们抨击传统、倡导西化的声音最响亮的时候,李大钊却呼吁东洋和西洋文明各自反省、调和,创造“第三新文明”⑥。这当然是充分表现了五四时代激进思想内部的多重旋律,甚至是一个旋律内部的多样音调,但反过来说,激进思想的这一李大钊式的“多样”特质,又预示了“超越”冲动在以后的延续中不知不觉被收窄、甚至消溶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前景。1957年,张君劢以“新儒家思想”对抗“不正统的共产主义”,却同时指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侵略和文化灭绝,促成了此种“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⑦。他所以倡导“新儒家”,是为了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和“友善合作”,这似乎体现了“超越”冲动在左翼思想之外的另一种延续,他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后果的洞察,也再次显示了这延续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正面意义。但是,与当时中国大陆“埋葬美帝国主义”的全民兴奋相比,“超越”冲动在大陆之外的这一路延续,还是更清楚地暴露了这个冲动的想象和实践空间的急剧缩小:五十多年前康有为们那一份创造比西洋更文明的新世界的雄心,日渐消退,惟有“保种”、“保教”的焦虑,甚至是“保”而不得的悲观,愈益膨胀。
    不知道世界各地其他那些先后被拖入“现代化”历史运动的非西方社会中,是否也有一些和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一样,同时被激发起这样分明而强烈的双重冲动。从梁启超开始,许多心存“超越西洋”的志向的知识分子,都特别愿意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地域广阔、人多、历史悠久、文化从未被外力灭绝过……这些说法常常显得夸张,令人疑心是自己给自己打鼓,但有一点他们说对了,那就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军队攻进北京的时候,中国士大夫依然普遍相信自己有世界上最文明的文化。从西洋式“现代”的角度看,这当然是闭塞和可笑的自大,但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却也应该看到,这“闭塞”和“自大”背后,是有许多别的情况的支撑的:传统的政治和教育制度、根深蒂固的诗书农耕的生活方式、对西洋古典和现代思想的初步了解、对中外数十年“现代化”状况的深切感受……其实是这些情况汇合在一起,共同培养了清末民初几代文化人的狂想的底气:不仅仅以被西洋接纳为荣,也不愿只以功利的成败定是非,不甘心接受弱肉强食的新世界法则,总是克制不住地要构想一个更文明的和平世界,一个他们——例如章太炎——不愿意用“现代”命名的世界。当然,这也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和那些企图继续紧闭门窗、固守一隅的专制、颟顸之徒划清了界限,他们是睁了眼看世界的人,想的也是整个的世界,是包括了昔日所谓各色夷狄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华夏的中国。
    一百五十年间这两种冲动互相激荡的历史,远非上面讲的几个例子所能代表。我所以不避粗陋地如此概述,只是想说一点:正是这两个冲动的共生和相伴,给了中国人一个珍贵的历史可能,一个形成阔大、深邃,因此也较为丰富的现代意识的可能。主要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的互动,拓展和限定了中国现代意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思想——的大致范围和深度,进而促成了它的若干重要的特点。比如说,那种从一开始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仅是从“中国”去看“世界”——的宽阔的眼光,那种也是从一开始就萌发的改变现存全球秩序——不仅仅是在其中谋一个好位置——的理想和激情。不用说,也正是这些互动的活跃、扩展、深化,或者被压抑、被破坏、奄奄一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意识的状况:有时候广阔而丰富,有时候残破而狭窄。
    如果还是要用“现代性”这个概念,那就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或者后退一步,是否可能——“超越西洋”。重复一句,“超越”的意思是使整个世界更文明,而不是让中国比西洋更西洋。人的历史应该是不断使自己更“好”——我借用“文明”一词来描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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