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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大东亚战争” ——也谈“竹内好悖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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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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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种“可塑性”。这种“可塑性”体现在“民主主义和汉文学的结合，这看上去仿佛是一种悖论，其实这正是明治维新本身蕴含着的悖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32页）。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包含了出现“两种明治维新”的可能性：“天皇的明治维新”和“西乡隆盛的明治维新”。一方面，明治维新是在中国思想的语境下实行的，就西乡隆盛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及朝鲜的革命同时进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柄谷行人甚至将西乡比喻为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试图将日本的革命输出到中国和朝鲜去。从表面上看，输出革命和侵略是难以区分的”（同上，8页）。另一方面，革命的发展扩大将危及国家的安定，对此十分恐怖的革命政府便驱逐西乡，由此引发西南战争（一八八七）。可是，镇压西乡的政府，其后则开始了对朝鲜的侵略，这就是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就这样，西乡的悲剧性之死奇特地扭结在既对立又相通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使之成了自由民权主义和亚洲主义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成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象征。 明治以来日本历史的发展，清楚地显示出“文学”对应的就是“战争”，套用竹内好的语式，夏目漱石也许会说“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西南战争”，但他的选择却不是对战争“双义性”的承担，而是坚守“汉文学” 与“自由民权主义”的结合，拒绝了“国家主义”和“对外扩张”。柄谷行人将夏目漱石的立场视为一种独特的对普遍性的追求，“把漱石对普遍性的追求与冈仓天心及内村鉴三相比较，会清晰地展现出其独特性。比如，内村极力将基督教普遍化，并将此从西洋的历史独特性中分离开来。然而，到了晚年，他完全退缩到几乎与历史的现实脱离开来的‘信仰’世界。冈仓的泛亚洲主义则与他个人意志相违，为后来的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漱石是不承认西洋的普遍性的，但也不想将‘东洋’作为普遍性而理念化。他谋求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普遍性。因此，他的思想既不是冈仓那样‘诗化’的，也不是内村那样‘信仰’的。漱石没有提出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他没有逃遁到任何一个极端里去，他只是在东洋和西洋‘之间’不停地思考”（同上，33—34页）。正如韩毓海在《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中发现，与人们惯常把日本 “近代”的开端与明治天皇和明治维新联系起来不同，竹内好心目中最能象征近代日本“起源”的历史人物，却极有可能是被视为“最后一个武士”的西乡隆盛，而作为象征和“凝缩”的历史事件，其实也是“战争”，特别指的是“西南战争”。就这点而言，竹内好似乎与夏目漱石很相似，也是在“文学”与“战争”——即“政治”的极端表现形态——的对应关系中思考明治维新的某种“可塑性”。然而，在对“西南战争”的态度上，两人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竹内好选择了对战争“双义性”的承担，并且推而广之，形成了对“支那近代”以及“满洲事变”——也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理解：“正像前面略有言及的那样，日本的西南战争与政治文学之关系，如果把时代错一下位，那么就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及义和团事件之与政治文学的关系很相像。如果这种比附成立，那么尽管情况有别，也正像把辛亥革命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一样，把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联系起来，也就并非生拉硬套了。或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关系也和‘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很相近。”正是从“日清战争”开始，到日俄战争，再到“满洲事变”和“支那事变”，战争的 “双义性”在日本思想界不断地被认同、被强调甚至被激赏。所以一旦战争爆发，不仅国家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基督教徒甚至包括自由民权派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沿着这一思路，就很容易理解竹内好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中表达的“感动的打颤，仿佛望见一道长虹似的行星划破夜空”的感情，以及在《〈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的结尾处对“文学”与“战争”关系的处理：“所谓文学的衰退，客观地加以说明的话，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性的构造。今日世界与其说是文学化的，不如说是哲学化的。今天的文学处理不了大东亚战争。”直至战后为强调 “近代超克论”的合理性，而重申“大东亚战争”的“双义性”：“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对战争“双义性”的讨论，日本已有不少学者进行得相当深入，子安宣邦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竹内好问题试论——“文学”之根本的政治性》）也许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个同样有过分强调“政治正确”之嫌的论述，而是重新回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进一步思考竹内好与夏目漱石的分野究竟发生在哪儿？回过头来看，问题的关键依然在对“文学”——以“反（现代）文学”的面貌出现的“文学”诉求——的理解上。尽管竹内好和夏目漱石都注重“文学” 的非实体化的“机能性”功能，但夏目漱石有着对“汉文学”的执著，而竹内好则由于和“日本浪漫派”的密切关系，趋近了类似小林秀雄的“文学”路向。尽管在实际的论述中，竹内好没有表现出那么露骨的“日本主义”，而把自己的灵感源泉放在了诸如“中国”和“亚洲”之类的“他者”上，无论是战前的“鲁迅”还是战后的“中国革命”，并且获得了一系列至今依然弥足珍贵的洞见。不过无法回避的是，这一系列“洞见”也是建立在“盲视”的基础上。夏目漱石的问题在于他只能想象某种“历史”潜在的可能性，所以“没有提出任何积极意义的东西”，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运用“文学”（理论与创作）。相比之下，竹内好期望在“积极”的意义上将“文学”转化为“行为”，因此他更迫切地需要“文学” 的现实对应物，如果现实中没有这种对应物，就需要在想象中创造出这种对应物，这样才能提供转化的路向。落实在具体的语境中，转化的路向是什么呢？“大东亚战争”抑或“亚洲”以及“中国革命”。对前者，今天很多人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后者却往往成了中国学者赞赏竹内好思想的焦点。可是，就像竹内好自己说的那样，作为 “抵抗”欧洲这一（现代性）“主体”的“亚洲”，“与地理区分没有关系”（《近代的超克》）。这意味着竹内好很大程度不是在“ 实体”意义上理解“亚洲”和“中国”，而是将“亚洲”和“中国”视为进入日本“现实”的“方法”。“何谓方法？方法便是将自己的思想在现实中进行检验的假说。”（松本健：《竹内好论》）我想，问题不在于竹内好可不可以这样“误读”“亚洲”和“中国”，从接受者的角度，把“亚洲”和“中国”作为 “方法”，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方法”，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倘若能够从竹内好的“中国”论述中汲取某种资源的话，那么就是“中国”之所以曾经走通过“文学”与“政治”在“积极”意义上“转化”的路向，是因为“中国”在创建“国民国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对“文明国家”的向往，是因为“中国革命”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是国际主义的，没有发生像“日本马克思主义”那样在“大东亚战争”之后集体“转向”的悲剧。或许，这才是我们今天面对“竹内好悖论”最应该发掘的历史财富吧。更何况，现代中国这种对于“文明国家”的追求并非孤立的现象，印度学者南地（Ashis Nandy）就指出甘地和泰戈尔都曾试图从印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中发展出对抗“国家主义”的“文明主义” （参见“The Illigitimacy of Nationalism:Rabindranate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因此，如何将亚洲各地这些互相呼应同时又可能彼此冲突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应对“现实”处境的想象策略，成为了一个颇为迫切的问题，而建立在这种问题意识上的“连接”与“断裂”，或许愈加能够凸现出今天重新构想“亚洲”的意义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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