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错误的范式指引下，进行了无数汗牛充栋、“失事求似”，乃至于福尔摩斯探案式研究，而最终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竟然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写的”，则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历史上传抄者们的增删，哪些又是1791年程、高出版120回本时的增删，这个问题是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后，才基本得以解决――或者说，到1963年终于才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见，倘范式、前提错误，则所谓用功、刻苦和先进技术统统白费，这就是同是过来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胡适时一语中的置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何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假设和前提“不小心”或者干脆是荒谬的，则技术上再“小心”也无非是错上加错，弄不好就沦为披着科学华服的大规模、旷日持久的学术造假运动。郭因而才说：真正的科学方法其实与胡适的口诀相反，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胆反证”。――借着“小人物”童言无忌揭开的盖子，郭老总算戳破了一层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户纸。

问题是，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头上既然明摆着如此明显、亮丽的“虱子”，却为什么会长期被科学研究所忽视（或如毛泽东所谓“不能触动其毫毛”）？这说到底，还是因为胡适不但是个“文化霸权”（“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而这个文化秩序又与一个社会秩序密切联系，胡适长期亦官亦学，朝野兼顾，天下没有比他更八面玲珑的了。而作为文坛与学界盟主即“老大”，他的能力大大超过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胡适之校长权威之大，到了一句话就可以将黄侃开掉（黄侃是俞平伯的主婚人之一），随口即可解散北大一个学科的地步，因此，搞学问混进文化圈，不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恐怕绝是不行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身处在考据派的研究范式中，就永远不会发现胡适有什么错误，身处在胡适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中，也就永远不会怀疑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荒谬。即使有人指出胡适派明显的错误，他也不会被整个文化秩序所接纳和理解，这也就是深谙学术界即名利场的余英时所说的：“明白人不是没有，只是有也没用”。

其实王国维早就指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美学和文学来阅读和研究，可惜王国维太想不开，不积极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反而是跳湖早死，而身后自然无一批拍马的学生，当然更没有形成“学统”。而俞平伯从文学角度对胡适考据派的批评，自然也要比蓝、李两个小人物要早得多，除了1925年的《红楼梦辩的修正》，1954年初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说的就更清楚：不能把《红楼梦》当曹雪芹的“自叙传”，更不能把《红楼梦》研究搞成“曹雪芹家谱研究”，俞的这些观点尽管并不系统，但也证明指出考据派方向上的错误，显然绝非蓝、李两个“小人物”的独家发明。只不过由于俞先生自己还要在北京大学胡适之的徒子徒孙们之中讨生活（俞先生升任“一级研究员”，是北大文学研究所划归了科学院之后的事），所以有些抹不开面子，理直不能气壮而已。

这就表明：一个观点、一项研究、乃至一种行为，其实并不能因为其“科学”、“正确”、“有创见”就会被“学术界”或“文化界”所欣然接受。因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一个文化秩序、一种“学术规范”，乃至一种正统地位和学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1954年毛泽东所要批判的确实不是胡适，而是以胡适为“文化霸权”、以技术和形式主义为范式的文化秩序，老人家看不惯的，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规范”、“权威”面前纳头便拜的柔软身段。而这种柔软身段或者“皮厚骨头软”，恰恰被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和党派”的姿态掩盖着。

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对文化起制约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东西：意识形态（Ideology）和文化霸权（hegemony，或者叫文化合法性），前者通过政治权力起作用，实际上比较表面，而后者则通过文化秩序和学术权威起作用，作用则更为深层。因此，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独立”，也不能仅仅看他对待“政界”的态度，更要看他对待“学术霸权”的态度。因为压制学术发展的，不仅仅是“党阀”，往往更是“学阀”，是胡适这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新八股”。如果只是空洞地“反官方”而不反学术恶霸，乃至于本身就是学界的恶霸或者帮闲，仅仅有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姿态，而没有对文化秩序合法性和学术霸权更深一层的反思，这也根本就不是、也不能叫什么“学术独立”，离所谓“思想的清醒”尤远。而记住这一点对今天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蓝翎和李希凡所以能够一鸣惊人，以小人物之身而将大人物批得“体无完肤”，特别其正义在胸、真理在握的姿态之获得，当然也并非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撑腰（这是他们写文章时根本没有想也不敢、不会去想的），首先是因为山东大学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们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而这个新的文化秩序，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分化，挣扎于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1942年的黄土高原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在1950年代获得了巨大感召力。蓝、李二人正是在这一新的文化秩序的成熟期“学成文武艺”的，处在山东大学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特区”，可以不拜、起码是少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既是“小人物”，也就更没有什么“文化负担”，自然是直抒胸臆，敢想敢干，说穿了，他们当年本不过是喊出皇帝在裸体YX这一真理的两个小男孩，属于童言无忌、一锤鼓破的煞风景之举。如今想来，作为观看“胡适之先生”长期裸体YX的后排观众，他们的文章是在非常边缘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刊载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肯定会被淹没在大量汗牛充栋的文字垃圾中。

三，“热带的忧郁”与“热月的激情”

而俞平伯之所以不能如同两个年青的小人物那样旗帜鲜明、真理在握，反因其立场模糊和丧失“倾向性”，竞被错误地划为“胡适派”，除了他处在充满胡适徒子徒孙掌握“学统”的文化中心，心里即使有苦，但却早已“颜色自明”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倒是他独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使然。文化相对主义意识在他是长期形成的，可谓根深蒂固，他更用佛教的“像“和”万法皆空”表述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并移情于《红楼梦》研究。加之1950年代的俞平伯，像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面临新文化秩序、旧文化秩序之间的“转轨”，无论从思想还是情绪上，更加强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意识。

在旧文化和新文化秩序两者之间徘徊的“相对主义”立场是指：一方面，从这种角度看上去，所有的文化秩序、学术规范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只要是个“圈”，那就都不会让人自在了，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明白：一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秩序，或者站在特定的文化秩序之外说话发言，离开特定的那个“圈”，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听从，彼此视为行为怪诞，逻辑不通不说，弄不好还会搞成“敌我矛盾”――与其进行盲人摸象式的吵架，搞得“擦枪走火”，那还不如各自像人类学家那样，先对自己的“田野”和“自留地”进行整理、调查为妥。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形象地解释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说：这正如一个来自欧洲“文明社会”的异邦人，无论自诩为多有“文化”，总是会被土著人视为“野蛮人”（即使他会土著语言也无用），迷失在“文化的热带丛林”中。而反过来，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土著人，同样也会被某个目不识丁的欧美粗汉笑话为“野蛮”，在大都市里，也许只有马戏团还给他留着位置。这种“异文化”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扰，如同感染热带病一样，被施特劳斯形象地称为“热带的忧郁”。其实这用来解释1950年代面临着新、旧两种文化秩序的中国知识界共有的情绪，恐怕也是很恰当的。

如果借用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忧郁的热带》的方法来分析，老一代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下降，而是意味着从一种文化秩序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秩序，这就相当于一个土著，由热带丛林进入美国的钢铁大楼的丛林（或者反过来也一样），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文化地图”的失落，丧失的既不是社会身份也不是银行存折，受到的既不是经济恐慌更不是刺刀的压迫，而是“解放”和随着解放而来的理解能力的困境，是“兴奋”和随着兴奋而产生的表述这个新世界的语言的缺失，用时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文化转轨忧郁症”，这也许就是许多老作家搁笔和失语的原因。

也恰是20世纪初面临着西洋文化冲击的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时，用最经典的语言来表述了这种“文化转轨忧郁症”：对于旧世界、旧社会和旧的文化秩序，是“能信（理解）而不能爱”，而对于新世界、新社会和新文化，则是“能爱而不能信（理解）”。而这用俞平伯评论曹雪芹的话就是：“对于旧世界有批判也有留恋，对于新世界有向往也感到虚妄”。或者说，正是由于文化秩序转换而产生的“相对主义”意识，导致了施特劳斯所说的“热带病一样的忧郁”――在施特劳斯看来，这就是摆脱文化独断沦和文化霸权意识的“清醒”和“觉醒”――不过用俞平伯（或者《红楼梦》）的语言来形容，那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因色见空”。

年青人（如蓝、李）因为对于新的文化秩序的“爱”而且“信”，获得了高度的自信，当然也产生了必然的独断，而这也许就是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所描述的“热月的激情”。这就是指：在革命的热月，革命者并非是要进行意识形态的统治，而是要通过激情澎湃的言论和鲜明的倾向性，去鼓舞起义，是在事实上推翻旧世界之前，事先在文化领域里取得合法性，是在旧世界在武力和财力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事先在正义和真理上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葛兰昔所谓“知识的战术”(war of manoeuvre)，恰恰是毛泽东所最为欣赏、也最为擅长的，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宣言”式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正如陈布雷所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武力失败之前，率先已经被毛泽东从文化上打败了，换句话说，早在1949年垮台前，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合法性”，其实早就丧失了。而在毛泽东看来，文化的政治，特别是保持文化上的革命性或者先进性，不仅仅是在革命的热月或者革命过程中，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革命的阶级而言变得尤其重要了。这种“文化革命”的看法影响了新中国的的历程，也决定了毛泽东对“小人物”文章的欣赏。

但是，与蓝、李这些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不同，陷入了“新旧文化转轨症”，或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意识”的老一代（如俞平伯），则在走向彷徨的同时，反而收获了清醒――这大概就是俞先生晚年常引用的：“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这里的意思显然是：经过的海水多了，往往也就不敢自信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正因为真正经历了“天翻地覆”，心情上反而不至于“慨而慷”了。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谓：“见事太多，即多疑虑，反而不易勇往直前”之意。

三，蓝、李好辩，“红学”以明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恰发生在第一部《红楼梦》评阅本出现（1754年）后的200周年，这也算是个因缘巧合。今天看来，1963年出版的俞校80回《红楼梦》使得我们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俞平伯的工作起码算是给了20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确交代。而蓝、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则开启了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应该说，这都标志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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