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红楼梦》，道学家只看到淫，革命党只看到了“排满”，才子们只理解为三角恋爱，那是其各自视野的局限使然，同样的，对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钩心斗角的黑幕，长了黑色的眼睛，但却不能看到光明，那也只能说明自己心胸太过狭窄，心理过于阴暗。而这样的历史观，往小处说是太“小家子气”了，往大处说那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觉得正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使得我们忘记了那固然是艰苦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但也是奋斗的年代、创业的年代，发奋图强的年代，忘记了毛泽东悲怆而激越地指出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尤其更忘记了俞平伯、钱钟书等“老人家”和蓝、李这些“小青年”都不是一小撮“精神贵族”（label for a small professional group），而是大变动的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说他们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代表当然不合适，但是他们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自觉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俞先生就不会真诚地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是一世纪来没有的，这是半世纪来没有经识过的”，“迈开第一步的万里长征”（俞平伯《7月1日的红旗雨》）。而长期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在某种类似于“还乡团”秋后算帐的心态支配下，我们的视野长期不能从狭小的个恩怨（报复与反报复？）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文化界的整个心态，至今也还不能从80年代的“诉苦”、“控诉”、“伤痕”中走出，如此倒妄想产生什么“大历史的视野”，幻想什么“文艺和文化的春天”，那简直等于痴人说梦。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首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作为后来者，最深的感慨和教训也许是两点：一方面，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发展为“大批判”当然是个灾难，更是必须严肃汲取的教训，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需认识到的却是：在重大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如果没有健康的、有深度的、与现实相关的学术批评、讨论和争论，那么学术和文化不但无法发展，而且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会陷入另外一种灾难。

对于重大理论课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是科学和学术发展唯一的创新机制和纠错机制。离开了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健康、深入的讨论和争论，所谓学术秩序、文化秩序、学术规范乃至“知识界”、“文化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甚至也会沦为“把头统治”的利益共同体或者“门派”（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1954年之前胡适统治的中国学术界的确就是如此。

韩愈曾经表彰孟子说：“昔者孟柯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如果没有两个“好辩”的小人物“不识好歹”地跳出来，对于胡适派的研究进行批评，以唐吉柯德状挑战大风车，那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可能至今还只有“两家”，甚至就是只有一家（考据派）而别无分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的其他问题，就完全抹煞当年“小人物”身上的理论勇气和民主精神，更不能因为健康的学术批判和讨论机制曾经被破坏、滥用、误用过，就反过来拒绝一切讨论和批评――如果那样，就等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我认为，这后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尤其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今天看来，其价值起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指出《红楼梦》不是作者的“作序传”，更不能被简约为宝、黛、钗的三角恋爱传奇。理由是：《红楼梦》是一部“多音合鸣”的巨著，它不是写了“几个人”，更不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开，而是“写了一群人”，仅主要的女主人公就有“十二钗”之多，而且，这群人几乎每个都有鲜明而不可替代的性格，都是不能替代的“这一个”，这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成就。进一步说，推动作品叙述不断展开的，也正是这种“多音合鸣”的结构，正是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的“众声”（众生）的语言和行动，而完全不是哪一条单一的线索，更不是作者头脑中固定的某一个观念――蓝、李文章的概括说：《红楼梦》的一个基本成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超越了作者的世界观。”第二，《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这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本质化的士大夫文化、家族文化。《红楼梦》的文化成就，恰恰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有家族的，也有性别的，既有官场的，也有下层和奴仆的，既有所谓“高雅的”，也有所谓“通俗的”。更进一步说，《红楼梦》正是通过揭示不同阶层、等级、性别、语言的文化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既呈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长卷，更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流变”，这种呈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而用蓝、李的概括就是：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文化（是否叫封建文化可以另说）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不是单纯“为士大夫阶级唱挽歌”，这是《红楼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

而倘若把蓝、李这些今天看起来依然能够禁得住时间考验的理论观点用最简单、深刻、优美的话概括起来，我想那也不过就是俞平伯晚年留在台历上一句诗：“人心似水，民动为烟”，――我觉得这也是俞先生对于那场讨论的总结，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于蓝、李观点的“同情的理解”。

因为这句隽永的诗意味着：“作者”不重要，他写了什么才重要。它还意味着：只有摆脱了个人的利害和欲望，让心灵沉静下来，才能用这心去包纳泥沙俱下的历史，倾听多音合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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