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
二四，东文文法
二五，泰西各国文法
二六，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术志学出于官同意
二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
二八，文学与国家之关系
二九，文学与地理之关系
三0，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
三一，文学与外交之关系
三二，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通汉学者笔述较易）
三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
三四，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如隋胜陈、唐胜隋、北宋胜晚唐、元初胜宋末之类，宜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
三五，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忠厚正直者为有德，宜多读有德之文以养德性）
三六，有实与无实之别（经济有效者为有实，宜多读有实之文以增才识）
三七，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根柢经史、博识多闻者为有学，宜多读有学之文以厚气力）
三八，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
三九，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
四0，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
四一，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以上第一至第六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主要注重于文字和词章，包括字体演变、音韵、训诂和词章、文章、作文之法。第七至第二三共十七条，主要就文体问题展开，按照古文名家姚鼐、曾巩、归有光、谢枋、王三省等人所论，古文一般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种体式，而按照体制可分为论说、箴铭、颂赞、辞赋、序跋、赠序、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状、碑志、叙记、典志、杂记等类，按照性质可分为論理、敘事、抒情、寫景、历史、哲学、艺术、实用等类，还可按照作法、时代等标准分类，而此处所定的文体则是综合上述多种，如十二、十三、十四按照时代分类，十五、十六、十九按照骈散体式分类，二二按照体制分类，二三按照性质分类，其他分类标准比较杂，而在主要课程设置中的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相对应。第二四至第二六，另加第四一，主要是指外国语言文字及文学史，这与辅助课中的西国文学史和外国语文相对应。第二七至第三三，主要指文学与人事、世事、国家、地理、考古及各种实用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外部语境在当时的研究中并不占重要位置，但是辅助课中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国记事本末、世界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等都与此对应。第三四至第三七，主张文学应以开国之文、有德之文、有实之文和有学之文为规范，而第三八至第四0则反对文学中险怪、纤佻、虚诞、狂放、驳杂、空疏和好文之弊病，主课中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与辅助课中的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及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都有助于这些文学主张的实践。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桐城派文学家姚永朴根据此文学研究法的纲要，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行的当年即撰写了《文学研究法》，他在《根本篇》中就谈到：“苟敦本务实，而文乃不为空言矣。古今鸿篇巨制，永垂不朽，端在乎此。夫岂有徒骋其词藻，而可以立诚、居业者乎？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夫明道之旨，见于《中庸》，孔子所云：‘道之不明，我知之矣’是也。其后董子（仲舒）亦有‘明道不计功’之语。盖自成周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而乡大夫、州长、党正以下，书而考之者，皆不外于德、行、道、艺四者。德者，有诸身之谓；行者，着于事之谓；道为之本，而艺为其末也。……其次在于经世。……要而言之，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31姚永朴在总结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门所订文学研究法的规定，阐述了敦本务实之文学、有德有实有学之文学、明道之文学、经世之文学、胸趣心静之文学等等特征和规范，而反对空言、华艳、流俗之文学。作为姚门四弟子之一姚莹的孙子，虽然姚永朴所阐释的“文学研究法”只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延续和变体，对于文学本体、文学与外部环境关系等等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空白，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更是相距甚远，但是他以“文学研究法”的方式奠定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原理和概论的基础，而且在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中以课程的方式、在社会文化中以现代出版的方式在形式层面上确立了一种现代文学研究体制的雏形。
二，历代文章流别，“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32。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传甲同样也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行的当年仿照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编写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后以《中国文学史》之名出版，在1930年代遭到编写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胡怀琛、胡云翼、郑振铎、张长弓等人的质疑。胡云翼甚至激烈地批评：“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在文学史里面。”33而参照中国文学门中“文学研究法”制定的41条门规，此时的文学研究确实把文字学、经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于文学之中，而林传甲完全依照“文学研究法”的41条门规撰写国文讲义，讲义分16章，以41条门规的前16条所规定的内容为每章的题目，可见其文学史观念是远离现代的。而且林传甲的文学观念也相当保守，他认为“元之文格日备，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息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34他是尊崇正史和传统诗文的，但对演义、小说、戏曲、传奇及翻译的新小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认为应该“戮其人而火其书”，可见其传统文化立场之坚决。由此可见，他虽然遵从《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借鉴了日本所辑的《中国文学史》并仿照撰写出第一部影响力最大的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但他只是在形式、框架和学制上体现出了现代性，在根柢上仍然是坚守传统的大文学观。陈国球先生评价这本被当作文学史的“国文讲义”是“既要照顾‘国文’科的语言文字的知识，修辞成文的写作法则，以至经史子集的基础学识，又要兼顾教学法的讲授，以及乘隙推广维新思潮，以期造就‘有用’之才”35，因此它承受不了“文学史”的任务，但是它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形式、文学史框架和现代学制等方面促进了新的文学秩序的形成。
三，古人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36。京师大学堂没有留下此类讲义，但是姚永朴《国文学》(1910年)和唐文治的《古人论文大义》(1909年)虽然都是标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古代文论选，但其意义可等同于古人论文要言。之后刘师培的《文说》、《论文杂记》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都可视之为此类讲义的继续，而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和《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1934年）则都是比较成熟的古人论文要言的辑录，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虽然中国文学门的模式和学科设置在“壬寅学制”中都已确立，而且其文学研究法后来演变为文学概论、美学概论及相关科目，历代文章流别演变为文学史，古人论文要言则演变为中古文学批评，基本接近于文学现代学科设置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模式；但是中国文学门的正式设置则是在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分科大学之后，而且这种学科模式和课程设置只是在形式上学习西方学制，在教学内容和知识资源上仍然没有脱离古典文字、音韵、训诂、诗文、经史、理学等传统文化框架，在理论建构上也缺乏思辨性和现代体系性，如上面所述的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和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其核心思想仍局限于古文理论及传统的文学观念，只是在形式上拙劣地仿照现代学制。这种思想未变、形式先行的转型模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转型的独特方式，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也还是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以白话文的语言形式进行文学思想革命，但在思想根柢上仍然难以割弃传统文化思想和资源，最终在“国学”论争37中再次回潮并得到清算。正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转型的这种独特性，语言文学教育、学科建制及其与此直接相关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等在文学秩序和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化中才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30页。
2 奕訢《通筹善后章程折》（1861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第3页。
3 奕訢《遵议设立同文馆折》（1862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40页。
4 同治帝《著毋庸议张盛藻奏折谕》（186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页。
5 丁韪良《同文馆纪》（190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141页。
6 刘光贲《味经书院时务斋章程》（1895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10页。
7 冯焌光《上海求志书院章程四则》（1876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59页。
8 张之洞《札委知府方功惠等监修广雅书院》（188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70页。
9 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折》（1887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72页。
10 张元济《通艺学堂章程》（1897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第1827页。
11 张元济《通艺学堂章程》（1897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27页。
12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 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108页。
13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896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36页。
14 《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39页。
15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5页。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5页。
17 《京师大学堂规条》（1898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44页。
18 《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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