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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39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5页。
20 梁启超《学校余论》（1896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35页。
21 《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第102页。
22 孙家鼐《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1899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43页。对此折与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1896年）的前后矛盾，陈平原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一文中认为孙家鼐“对文学课程的有无似乎拿不定主意”（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2002年，第106页）；陈国球则认为是“因为前一奏折撰于大学堂尚在规划的阶段，孙氏在此提出一个源自‘泰西’的分科大学模式；后一奏折却是就已经颁行的课程作出调整，他针对的只是‘普通科’‘功课’太繁重，‘中才以下’的学生应付不来。”（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从两个奏折及当时的国家和国际形势来看，对文学科的调整并非是拿不定主意，也不仅仅是因为中才以下的学生难以应付繁重的功课的缘故，上文对此作出了解释。
23 《著将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谕》（1902年），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3页。
24 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1902年），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3页。
25 《钦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36-237页。
26 张百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1902年），舒新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2页。
27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914页。
28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2页。
29 澽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4-355页）中指出：文学研究法、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是每星期8个钟点，说文学和音韵学是每星期3个钟点，其他主课都是每星期2个钟点。
30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3页。
31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5页。
32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3页。
33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第3页。
34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广州存真阁1914年，第182页。据董乃斌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及周兴陆《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等文考证，最早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于1897年脱稿，1906年出版，全书分为六部分：“读书偶得序”，“文字原始”，“志经”，“叙史”，“叙子”，“叙集”。其中“叙集”部分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约4万字，“叙集”部分仅6400字左右，因此其影响力较小，且没作为教材使用。林传甲的“国文讲义”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从1904年开始撰写，但林传甲几个月之后就完稿，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全书7万字。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全套29册，共170余万字，历时5年多才完稿，因为其历时过长、册数和字数过多而不易推广，所以其影响力远远小于林传甲的“国文讲义”。
35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59-60页。
36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二）》，第1893页。
37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书中第四章专论这一时段语言文字地位上升及文字改革等问题，虽然他认为语言文字直接与民族主义思想相关，但这种思想启蒙最终却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语言文字的形式变革问题上，这是中国历史文化转型的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与西方先启蒙后革命完全相反，这也说明外在的文化秩序及文学秩序对清季民初的文学思想及其现代转向有极大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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