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京师同文馆；英(外)语教学；科学课程；改革
　　论文摘 要：京师同文馆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开设科学课程，用英(外)语教学科学，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人才。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提升了英(外)语教学层次，增强了洋务学西学运动的实用性和学校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迈出了我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进驻北京，闭关自守的清政府被拖上国际交往的舞台，创办学校培养对外交涉翻译人才刻不容缓。怵于《中英天津条约》“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字难辩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等强行规定，鉴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痛苦教训，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訢等人以与西人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为由，奏请从广东、上海“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中“挑选诚实可靠者……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者“俾资学习”。1862年，总理衙门正式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首先开设英文馆，肇始中国官办英(外)语教学。
　　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有感于洋务形势的迅速发展，以天文、算学是西人“制器之根本”为由，奏请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西人教习，扩大招生范围，用英(外)语讲求天文、算学等西学，迈出了中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二
　　
　　改革的目的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的英(外)语教学改革，旨在满足洋务“求强”运动对“制器”、“造船”等军政人才的迫切需求。
　　京师同文馆1862年创办时，其“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外外交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并无教学科学的计划。三年后，如果接受培训的对外交涉翻译人才于西人的“文字言语悉能通晓”，京师同文馆“即行停止”。
　　从“求和”到“求强”社会需求的急剧发展是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课程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直接动因。几乎在创办英文馆的同时，总理衙门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帮助购买兵船，梦想建立自己的海军。总理衙门在白白浪费了100多万两银子而一无所获后，决定自己创建海军。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早期洋务派便在通商口岸城市从事制造枪炮、建造兵船等洋务活动。1863年，李鸿章分别在苏州和上海设立洋炮局，1865年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优先创办“求是堂艺局”，以“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为办学宗旨。早期洋务派试图通过制造枪炮、建造兵船，学习西人“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此作为“求和”的后盾。制器、造船等军事“求强”活动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才。
　　社会需求的变化发展使早期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发生变化。早期洋务派曾有“西语即西学的看法”，但洋务实践以及他们与西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们明白，西方国家除了语言文字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学习。西学不仅指西语，更指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科学技术。与西人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与列强抗衡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人制器、造船等根本技术，要“尽其制造驾驶之技耳”。如果只学西人的语言，不学西人的技术，中国的驾船、制造等“自强”所急需的技术就得不到提高，即便是模仿，也不会仿造好。鉴于西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从天文、算学”等西学中来，学西学“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于1866年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西语的基础上增设天文算学馆，学习西人推算、格致、制器、尚象等制器、造船之长技，探求中国富强之道。
　　改革的基础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讲求天文、算学等西学，奉调优秀生源，扩大招生范围，为英(外)语教学改革“俾于实用”建立基础。
　　早期的京师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者，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因为这种的学生，向来功课成绩不好”。入学后，他们不但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学习英(外)语，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汉语学习上，而且经常旷课，上英(外)语课的学生不到50％，认真听英(外)语课的学生更不足20％～30％；包尔腾(J.S.Burdon)等传教士教习以“混混日子，捞上一笔可观的俸银”的态度对待教学，敷衍了事；月课、季考、岁试等考试制度形同虚设，“请人代作，或通融抄录，草率了卷”的情况时常发生。结果，京师同文馆创办三年，学生“语言未必娴熟”，翻译“究属一知半解，于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
　　鉴于京师同文馆早期学生不但英(外)语“未必娴熟”，而且“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如果再让他们“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此，总理衙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将“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年少聪慧，愿人馆学习者”一并招人，以便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使天文、算学等科学教学“俾于实用”。
　　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分别于1863年和1864年开馆，学习“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如果“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京师同文馆的科学教学“必可得力”。总理衙门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的同时，奏请令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挑选优秀毕业生送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广州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分别从1867年和1868年开始将优秀毕业生送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这些赴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的学生参加中文条约翻译英文、英文照会翻译中文以及算学等入学考试，结果“文理俱各明顺，登答均无舛错”。上海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从此成了京师同文馆学习科学优秀生源的重要基地。
　　改革的核心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的英(外)语教学改革核心是用英(外)语教学科学，为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学习科学，京师同文馆聘请西人师资、完善课程设置，实施学用相长、以考促学等措施。
　　鉴于中国通汉语者不达西学，总理衙门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委托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Hart)帮助聘请教学天文算学等科学课程的西教习。由于教学科学的西教习大多不通汉语，除1868年开设的数学课程由我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教学外，京师同文馆绝大部分科学课程依赖于西人直接用英(外)语讲授：法国人毕利干(Mr.Billequin)教学化学(1866年)；美国人丁韪良(W.A.P.Martin)教学国际法(1869年)，海灵敦(w.Harrington)教学天文(1877年)；英国人德贞(D.J.Hepburn)教学医学生理(1871年)，欧理斐(C.H.Oliver)教学物理(1879年)等。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后，不久开设八年制西学课程：元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八年制西学课程由语言渐及科学。第一、第二年是读法、拼法、文法等英(外)语语言知识课程。第三年加入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内容，以此过渡到自然科学。从第四年开始逐年加入数学、物理学、机械原理、机器制造、航海测算、化学、万国公法、天文测算、矿务、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专业。西学课程使用原版或京师同文馆自己编译的教材，如丁韪良的《格物入门》(Natural Philosophy)和《格物测算》(Mathematical Physics)，毕利于的《化学指南》ChemistryforBeginners)和《化学阐源》(Advanced Chemistry)，海灵敦等的《中西合历》(AstronomicalAlmanac)、《天学发轫》( Elements of Astronomy)和《算学课艺》(Mathematical Exercis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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