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维新变法、经世致用和增强国力以图复兴，在这种形势之下，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文学自然得不到重视，正如陈国球先生指出的“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15。梁启超所谈的“词章”应该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16，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而不能溺志于文学之中。《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也规定：“记诵词章不足为学，恭行实践乃谓之学，五经四子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古而常新，又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学者果能切实敦行，国家何患无人才，何患不治平，虽胜残去杀皆可做得到，岂仅富强云尔哉！学人能贯通群经固好，否则专治一经，余经但随时涉猎，通其大意亦可。”17可见文学之所以能单列学科，是在于其能在语言文字和其他学科中“恭行实践”，能贯通古今、说理论事，甚至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亦应切实敦行，求其致用之效。
梁启超还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制定了“学堂功课例”18：
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今略依泰西戏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列表如下：
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为溥通学；其应读之书，皆由上海编译局攥成功课书，按日分课。无论何种学生，三年之内必须将本局所攥之书，全数卒业，始得领学成文凭。惟体操学不在功课书之内。
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溥通学同时学习，其功课书息各该国原本。
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政治（法律）、地理（测绘）、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医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从表面上看，此处的溥通学类似当前理工科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大学体育、大学英语等公共课程，而“文学”如同大学语文一样，只是训练语言文字的运用、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提高审美趣味和道德修养，“文学”虽排名第九，却与体育学一样没有被当作一门学问。而实质并非如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时候，所学科目就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种，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19梁启超所学之四科几乎与溥通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同，而且溥通学须在三年之内学完才可以毕业并领取学成文凭，而专门学只是在毕业之后再选取一到两门学习，对学习程度也并无严格要求，可见梁启超虽然为了维新而开设十门西方致用之学，但是在文化情感和思想根柢上仍然认为溥通学才是根本学问。但是梁启超一方面批评学堂对溥通学的轻视，“夫此四五年之间，于中国之学，既已循例若赘，阁束一切，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20，认为学堂对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文学等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为了维新变法而在专门学中舍弃这类学问，而只保留致用之学。这种矛盾实质也反映了文学的自立及学科建制并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变过程，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存在矛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语言文学教育必须以致用为先，因此就不得不以牺牲经史及诸子文学为代价。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筹划被保留了下来，这说明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因为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全面停止，相反在致用之学的设置上更是加大了力度，“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21，而对经史及诸子文学等“为体”之中学却意外地被降之次位。深得慈禧重用的孙家鼐在1899年《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也提到“查原奏普通学凡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才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子书有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听其择读。”22他虽然以门类太多而断难兼顾为由削减普通学，但在奏折的“多寡听人自认”、“诸子文学不必专立一门”、“听其择读”等语可见其真实用意在于兴致用之学以图国家强盛，尤其是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及多次战争失败的教训之下，晚清政府更是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迫切性，在内忧（维新变法及天平天国）外患（列强侵略）的紧急关头不得不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学科体制以图尽快笼络致用之才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文学学科在这种历史时刻自然是被极度地边缘化了，直到慈禧在1901年宣布变法之后，在张百熙和张之洞的主持之下才制定出相对完备的新学制，文学才得以重新定位。
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受命制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而“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着即归入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23，从此京师同文馆完成了向京师大学堂的转变，而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拟定并由朝廷以“钦定”名义颁行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的建立，此学制亦称为“壬寅学制”。但此学制很快招至各方批评，随后张百熙又奏请与张之洞、荣庆一起主持章程的修订工作，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制定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沿用至1911年清朝结束。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24，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25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文学在知识谱系学中位置的最终确认并得到具体实践，则是在“癸卯学制”中。张百熙和张之洞为了重订学堂章程，再次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6可见他们既想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因此在分科上显示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癸卯学制”中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作为首科的经学科又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和理学等十一门，经学从“壬寅学制”从属于文学大科而转至单独设立一科，且分为十一门来学习，理学也附在经学科之中，可见经学已经被提高到至上的位置，体现了晚清在最后几年对“中学为体”的重视程度之深。政治科仅分为政治和法律两门。而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27。文学科从“壬寅学制”中宽泛的大文学观中独立出来，去掉了经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除了地理学稍嫌突兀之外，“癸卯学制”中的“文学”应该主要是指各国语言文字、各国文学和各国历史，而这种安排实质上是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及文法的学习到由文字构成的经典文学的学习，最后扩大到历史文化语境。
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为：一是主课，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二是辅助课，包括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及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国记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等九科。28其辅助课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科学文化史；从主课看来，说文学和音韵学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科，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则主要是中国古代作家作品选读，虽然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课时数较多29，但只是因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浩如烟海，而对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和古人论文要言。
一，文学研究法制订了“研究文学之要义”41条30：
一，古文蒥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二，古今音韵之变迁
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六，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
七，群经文体
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九，周秦诸子文体
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十一，诸史文体
十二，汉魏文体
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
十四，唐宋至今文体
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
十八，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别
十九，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
二0，古今名家论文之不同
二一，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
二二，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
二三，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