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将这种小说模式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作品还有《沸腾的群山》。“文革”前夕，李云德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出版[19]。小说描写1948年解放军进驻辽南的一座矿山，当时矿山已被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糟蹋得满目疮痍，矿工流离失所，许多人成了无业游民。这时副营长焦昆带领解放军两个连来孤鹰岭，奉命执行矿山的修复和建设任务。关于矿山修复，小说主要展现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依靠外资、至少用十年时间恢复生产；还是自力更生，依靠工人力量建设矿山。最后矿山在党委领导下，一面与反革命武装和潜藏的匪特斗争，一面和保守思想，以及落后的习惯势力斗争，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不到一年就恢复了生产，使沉寂的群山沸腾起来。

　　单就作品题材而论，小说与政治形势基本吻合。但作品不尚奢华的文风，在渐趋焦躁而高蹈、空泛的文坛却别具一格。简洁平实的叙述方式与所要表现的生活情景趋于一致，特别是开头部分，使人联想起苏联早期作家革拉德珂夫的《士敏土》，就连出场的人物也有些相似。比如，主要角色都来自部队，都是共产党员，所遭遇的问题和困难也有不少相象的地方。小说中，斗争激烈复杂，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主要人物沉着干练，这些自然为作品增色不少。但它显然又不同于《士敏土》，具有本土和时代的特色。主要人物性格是比较理想和圆满的，像被列宁批评为“一杯水主义”的《士敏土》中的爱情描写，这里决不存在。另外，对不同人物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思想觉悟，小说都有层次清晰的展示：对党的领导者焦昆和唐黎岘，作品充满褒扬和赞赏；对苏万春、苏福昌、古尚清、苏福顺等一批老工人的描写，旨在说明他们才是矿山真正的主人；对矿山的后代——青年矿工形象，作品侧重描写他们的基本素质，即对革命与新生活怀有天然的倾向性；而对矿山的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则展现了他们身上的书生气和摇摆性。这样，一个犹如宝塔型的人物群像便形成相对成熟的模式。这样的人物布局，使小说家支撑起关于恢复时期的历史叙述。

　　既然历史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小说家便也以实事求是的文风相对待，使叙述不流于肤泛。作品结尾，孤鹰岭矿山开工典礼即将开始，

　　唐黎岘向邵仁展说：“老邵，是不是可以开始呢？”

　　邵仁展看了一下手表，说“可以开始了！”他说完就迈步走到台口，两手扶着讲台，庄严地望望台下的人群，清了清嗓子，用洪亮的声音喊：

　　“孤鹰岭矿开工典礼大会现在开始！”

　　号令一下，全场肃静，乐队奏起音乐，鞭炮噼噼啪啪响起。

　　音乐和鞭炮声一停，黄玉芳带领一队小学生上台献词。二十名小朋友站在台前，用清脆的声音集体朗诵诗篇。

　　邵仁展退到一边，脑子里仍然乱糟糟的，根本没听孩子们朗诵些什么。要总结了，那些一直在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能够完全作出结论吗？从这一阶段施工看来，这样干法是可行的，可是长久这样干下去行吗？……他忧心忡忡地想着，尽管凉风阵阵吹来，他仍浑身冒汗，用帽子不停地扇着。

　　虽不能说作品对邵仁展的内心矛盾是认同的，但这样的描写却正视了矿山开工后潜在的种种矛盾，似乎在向那个高呼“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暗示：开大会、造声势和短时间的生产突击、竞赛的方法，或者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很难解决矿山的长远建设问题。邵仁展在作品中是一个转变中的人物，以他的忧心忡忡来结束作品，自然说明他的转变并不彻底，但从另一个角度，他的忧心忡忡，何尝不映现了小说家写作时的思索：革命后经济复苏的局面远非一劳永逸，战争时期的工作方法在漫长的和平年代未必适用，新的挑战不仅是邵仁展意识到的问题，更摆在这些领导者面前。这就是建国初期，焦昆等人物的生活常态，永远没有一个令人欢喜若狂的大“团圆”结局。

　　在“反修防修”时代，小说家的思索很容易被社会上普遍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声浪所覆盖。1961年12月，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文学和社会生活中备受重视的事件，伴随小说而至的是全社会普遍开展的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忆苦思甜”教育。《红岩》是作家根据自己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生活的经历，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加工创作的。作品充满了革命激情，虽然也有像双枪老太婆击毙叛徒甫志高这样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但它已不是50年代的那种革命传奇小说。作品着重塑造了一批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理想、气节和人格，以及为共产主义信念献身的无畏精神，已然使这些英雄成为令世人仰视的信仰的楷模。自从这部作品问世，建国前后出版的像《高干大》、《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红色交通线》等吸取了古典传奇和史传小说韵致，又富于下层民间生活色彩的作品，以及其中那些虽有业绩却非完美的人物角色，与《红岩》的作品氛围、特别是其中的英雄形象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将传统的世俗英雄神圣化，从而剔除了英雄的世俗色彩，使当代小说由凡俗向神圣转变，使作品成为当时理想教育的最佳模本。

　　对精神世界的提升从未到如此地步。在江姐、许云峰、成岗、彭松涛和时代楷模雷锋精神的映照下，一切物质欲望都没有了理由，一切利己之心都令人自惭形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上个世纪曾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20]；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这些关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理论，成为被时代忽略或有意回避的命题。这样的舆论走向，恰恰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文过饰非，似乎人们眼前的困难，不是由于无视物质生产规律，不是由于主要领导的偏差；而是人的信念和革命化程度不高造成的。于是，本来已激进得可观的形势，将趋向更为极端。

　　“文革”前夕，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22]出版，并立即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1966年2月24日晚，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见了作者，并鼓励说：“《欧阳海之歌》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23]但如果不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后来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这样一部缺乏故事性的小说，究竟靠什么引起那么大反响，并打动许多青年读者。

　　《欧阳海之歌》是作家根据解放军战士欧阳海舍身救列车事迹写成的小说。现实生活中的欧阳海（1940—1963）是湖南桂阳人，1958年参军，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任班长，1963年行军路过京广铁路时，北上武汉的一列客车的鸣笛声使炮连一匹驮着炮架的马受惊，突然跨上铁轨，危急之际，欧阳海跳上铁路，奋力将惊马推开，避免了列车出轨，自己被撞成重伤，英勇牺牲。部队追认欧阳海为“爱民模范”，1964年1月22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欧阳海班”。故事的发展线索基本依照人物的生活线索，围绕青年战士短暂的一生，写他的成长，写他如何在部队生活的熔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奋不顾身的英雄。但是这部本来可以写成一部人物成长故事的作品，由于它所处的时代和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甚至欧阳海也不可能被写成“林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那样的思想上有矛盾、有困惑的先进青年；而一定是最完美，最少私心杂念，最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因此，人物的成长几乎是在无大冲突的环境和氛围中。例如作品描写欧阳海回乡探亲时听到东南沿海有战事的消息，他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回到连队参加战斗”，可是他从连长那里听到的第一句话却是：“营里决定调你去当通信班长！”他觉得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打仗的机会，自己却要往后靠，头脑里翻腾了一阵。可是当他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时，他就自觉地使自己的想法和党的需要完全一致起来，“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念头“坚如磐石地在他心里确立了起来”[24]。

　　回避描写青年人成长中的烦恼，使作品成为一部好人好事的辑录，这种消除了人物精神冲突的表现方式并非这部小说所独创，在前苏联“解冻”时期的历史上，就有对“无冲突论”倾向的批评。“无冲突论”出自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文学创作只能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盾，而不存在好与不好的社会矛盾。当时根据这种思想创作的作品是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口号的，却被称作由于“表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而代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果。在政治的压力下，作家不敢说自己想说的话。爱伦堡1948年写成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发表在1953年10月号苏联的《旗帜》杂志上。对此作家解释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有关作家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来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25]。

　　继苏联50年代的文坛“解冻”之后，小说界也曾有过活跃的景象，即使经历1957年反右斗争，“解冻”浪潮中的观点还时有提及，但到60年代，在反修防修运动中，“解冻”思潮作为修正主义的重要表征，完全成为批判对象。这就造成了苏联“解冻”浪潮批判过的“无冲突论”，在文坛理直气壮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但要让一部小说不表现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苏联作家当时只能表现“好与更好”的矛盾，《欧阳海之歌》也表现了人物的矛盾，但解决矛盾的过程却颇为顺利，可说是“无冲突论”的，这个过程就是让人物学习毛泽东著作，读几条语录就解决问题。后来“文革”中许多“斗私批修”的“讲用稿”也套用这种方式：有问题，学毛选，“狠斗私字一闪念”。对照毛泽东著作去批判自身一些不构成本质问题的“错误”，使人物好上加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就小说而言，这种方法已经把生活简化为流行的言辞或概念，或者说，一切在这些言辞和概念中得不到确证的，便不在“生活”之列，至少不应该是文学所描写的生活。这种写作模式预示一股更为激进的文化潮流将呼啸而至。

　　严格来说，《欧阳海之歌》并不是由小说家独立完成的作品。当时有评论家说：“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一部优秀作品。这部小说是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产物；我以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做到了思想、生活、技巧三过硬的部队创作的实例之一。”[26]也就是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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