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农民孩子。从土地改革，打国民党反动派，到办互助组、农业社，我都是跟农民同志一块儿走过来的。我从心眼儿里爱农村，爱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常言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句话一点不假。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从开始搞互助组，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的人民公社，经历了多少困难和关口啊！特别是一九五七年，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那一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以后，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刮起一场“反共”的黑风。这股子风影响到正在蒸蒸日上的新中国；趁着我们的整风运动，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这股风很快又波及到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那些曾经压迫和剥削过我们的敌人，闻风蠢动，煽动农村里的一些不坚定的人跟我们闹矛盾，企图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

　　……

　　我想用文艺形式，把我当时的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跟大家一块儿经常温习温习它；也想把它介绍给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斗争的年轻人。为了永远记住这场斗争的胜利，为了发扬这场斗争的精神，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我决心要写这本书。[8]

　　与《创业史》、《山乡巨变》和《“锻炼锻炼”》等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不同，在这里，小说家更为明确地表示，《艳阳天》的写作动机在于配合当时的反右斗争，打退“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对党的进攻[9]。因此在小说中，阶级敌人煽动“土地分红”和“闹粮”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闹土地分红，实际上就是在生产上反对集体化要走回头路，搞单干；闹粮，也就是反对统购统销，要搞粮食自由买卖，投机倒把，剥削别人”。那些闹事的人，“绝不光是为了眼前多分粮食”，而更主要的是配合“1957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是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大道，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作品对这个问题的揭示，生动地再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画面”[10]。

　　然而，《艳阳天》并不是一部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带有激进政治倾向的小说固然可能因其艺术的粗糙，流为标语口号；但这不是绝对的，小说家可以通过相应的手段，把激进的政治观念转化为合乎情理的表达。在这里，浩然实行了四点措施：

　　……第一，突出人物，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能用行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就把静止的内心描写简略了一些。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第三，故事结构上也稍有改变，把倒插笔的情节，尽力扭顺当了，让它有头有尾；某一件事儿正在发展着，又被另一件事儿岔开的地方，也挪动一下，让它连贯一气，免得看着看着摸不到头脑。同时，还按照一位生产队干部同志的意见，给每一节加个小标题，起点内容提要的作用。第四，语言也稍加润色，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腔”和作者出来在一旁发议论的地方，只要我发现了，就全改过来……[11]

　　与日益激化的斗争形势相关，小说家对作品布局也做相应调整。例如，主要人物萧长春始终居于明显的统领全局的位置，这样的作品布局，也就不大可能出现类似对《创业史》的不同意见：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哪一个形象更重要，或哪一个更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创业史》中梁生宝对人生还有青年人免不了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萧长春在政治思想和领导才能各个方面都显得格外成熟，这就是布局调整所要达到的效果：“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为突出主要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避免可能招致写“中间人物”的非议，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可能遇到的阻力减少了，无形中为作品增添乐观的气氛，也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增加“亮色”。与此同时，为突出正面人物，作家不仅“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能用行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就把静止的内心描写简略了一些”，而且在润色文字中注意回避“知识分子腔”和“作者出来发议论的地方”，这种做法的目的无疑是为作品“提纯”，但减少非工农兵化的“知识分子腔”的描写，也使语言更贴近人物的身份，使革命观念、先进人物的思想与小说叙述形成一种语言的和谐状态。由于作品有比较明确、具体的操作指向，“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的写作模式便逐渐成型。《艳阳天》的第二、三卷对阶级斗争形势的描写更为突出，敌人狰狞的面目暴露出来，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农业社取得决定性胜利。“文革”中作家又创作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小说的程式化布局进一步纯熟，成为体现“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代表作之一。

　　1964年，由陈登科创作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雷》，也是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小说描述1954年冬到1955年春，发生在淮北农村的“改造落后乡”的故事。与《艳阳天》出版后好评如潮的情景相比，《风雷》的命运则是坎坷的。《风雷》出版后，“文革”前对作品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赞赏作品的认为它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热情颂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幅壮丽的画卷”[12]；批评作品的则认为它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把一个区委组织写得那样糟”，作品的调子有些低沉[13]。及至“文革”时期，《风雷》遭灭顶之灾，被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是“反动小说”[14]，遭到严厉批判并殃及作家本人。同样是表现阶级斗争观念的小说，同样塑造主要的正面形象（祝永康），同样是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风雷》为什么会遭此厄运？

　　《风雷》开篇描写黄泥乡“贫穷落后的灾区”景象：1954年冬，刚经历严重水灾的淮北黄泥乡，受饥饿威胁，人心浮动。一个飞雪阴沉的下晚，在龙庙集名声不好的女人羊秀英开的狗肉棚子里，以解放前伪保长、富农黄龙飞为首的一伙人，正在策划“利用冰雪在地，灾荒当头，煽动群众闹事，从中套购国家粮食”……这样的描写，在建国后描写处处莺歌燕舞的多数农村现实题材小说中是罕见的。

　　小说讲述的是1954年到1955年发生的故事，但据作家回忆，《风雷》结构于1958年冬，1959年开始动笔，1960 年底完成初稿[15]。小说家在不经意间，使他所描写的情景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农村生活形成对应。作品描写灾难过后的情景，使人联想起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过后，自然灾害雪上加霜，给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带来的致命伤。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对1958、1959年党内的左倾错误，社会上已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因描写明代隆庆年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除霸、退田，平冤狱的故事，经姚文元深文周纳、上纲上线，被说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16]。当时所发动的全国范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预示着，凡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有关的批评，都是受忌讳的，也越来越不能涉及。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于是《海瑞罢官》就被定性为“影射庐山会议，为彭德怀明冤叫屈的‘反党大毒草’”[17]。对《风雷》的批判便出于这种政治背景，批判中有关“影射”是“要害问题”的观点，不仅针对历史题材，也成为现实题材小说无可僭越的雷池。

　　然而在一定意义，任何规约都只是对过去写作的总结或裁判，却不能成为对现实和将来的指令，阶级斗争模式的小说也表现出规约难以限制的一面。虽然《风雷》出版的年代是强调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年代，但小说依然有借以发挥的间隙。上述关于《风雷》中具体时代落差的对应描写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作品布局和人物描写上，小说家也有让题材引人入胜的刻意追求。《风雷》显然不回避描写阶级斗争，而且实际上，它的主旨就是要表现黄泥乡人在阶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但与简单化的意象描写不同，小说家的构思表现出并非激进的文学倾向，在此过程，人物身份与性格的复杂多变，情节的蜿蜒曲折，都显示出简单概念难以囊括的生活多样性。小说描写灾区农民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生产自救的过程，真是历尽曲折：复员军人、区委第二书记祝永康在危难关头来到黄泥乡，没有资金支持，“迎接”他的是熙熙攘攘、准备外出乞讨的人流，他竭力劝阻，一家一户地帮助村民组织起芦席编织组，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逐渐走上自食其力的路，并把这样的小群体发展为农业互助组，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建立起恢复生产的信心。这些描写形象地说明，党的领导如何在战争结束后获得农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与支持，不靠标语口号式的宣讲，更不靠观念的逻辑推演，而靠杰出人物坚忍不拔的努力，靠这种努力使农民得到的实际利益。这是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基本情节。如果按照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对文学的规约，一切都应该纳入到这样的框架和体系里，但实际上，在文学表现中，推动生活发展的不是这一套概念，而是农民对生活的基本诉求，他们希望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粮满屯，猪满圈”的殷实而富足的日子，这最为平实的生活要求潜伏在叙述中，构成生活真正的原动力。在这一点上，叙述的多面性与流行观念难以包含的生活复杂性，互为表里。

　　黄泥乡的故事里，由公社化向互助组形式倒退，正符合当时中央一部分领导的主张：

　　……自从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总有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出现，虽然屡次制止，但一有机会又重新出现。这个事实说明，作为集体经济内部一个层次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方面适合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民的需要。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些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邓子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联系起来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考虑这种意见。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和在接见共青团干部的时候，都讲到农村广大地区出现包产到户的新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回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引用了刘伯承的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18]

　　由于60年代的政治形势，如果不引证这样一些资料，恐怕难以说明《风雷》出版后所遇到的毁誉参半的接受状态。以小说反映党内的高层斗争，在这一方面，尽管作家并没有明确的写作动机，但小说受到的严厉批判，其主要原因却在这里。由此可见，表现阶级斗争的小说也不一定完全是趋时的，即使趋时，也不一定就是获得时代承认的“好作品”。小说模式在时代政治影响下形成，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那些相互作用和相互诋毁的因素，又使原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叙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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