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海之歌》连同它的结构方式在当时，却受到文学界领导的高度评价[28]，被誉为“毛泽东思想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它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热烈欢呼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它“在文艺战线上，是一个突破，一个革命”，“突破口已经打开了，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有更多更好的大写社会主义、大写革命英雄人物的作品出现”[29]。就整个文坛氛围来说，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当时学英雄、写英雄，各行各业政治挂帅，坚持政治思想工作领先的原则，已经随着林彪政治地位的提升，还有他插手文艺工作而陡然升温。1964年年底，《人民文学》刊登“‘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启事”，启事中说：“为了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针，充分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促进无产阶级文学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我们决定举办一个以大写社会主义时代兴无灭资斗争，大写社会主义时代新英雄人物为内容的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征文的题目是‘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各种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踊跃参加；用你们的笔，把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工农兵英雄人物，把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伟大革命运动中光辉的斗争历程和精神面貌，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30]。这个栏目一直开办到1966年“文革”前夕。此间，《人民文学》还开办“工农兵故事会”等栏目，栏目中的故事由“革命化”的思想主宰，与50年代小说的人物情节已迥然相异。这些“征文”活动还强调作者队伍的“新”，尽量鼓励和扶持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的作者参与写作，使反右斗争后，还曾在创作方面有所表现的作家如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逐渐“淡出”文坛，随着他们的“撤离”，他们作品所连接的那部分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也越来越淡漠了。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通知”撤消《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但文化领域的激进趋势决非由此产生，此前就已成滥觞之势，如对前苏联电影和文学艺术的修正主义批判，姚文元对法国音乐家克洛德·德彪西及西洋音乐的批判[31]，文学界对“中间人物”的批判[32]，等等。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建国后的文艺工作以及领导：“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3]。这就使一切彻底否定“十七年”文艺的大批判获得“尚方宝剑”。

　　根据批示，江青在1964年7月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开始向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发难。她说，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都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34]。1966年4月28日《解放军报》最先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的内容，在这份《纪要》中，一方面提出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同时在另一方面，作为对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反拨，《纪要》肯定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式确立了革命样板戏在文学艺术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

　　极端化的思潮，从1966年被誉为“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可见一斑：

　　……（传统戏剧）内容有许多是很难推陈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压迫人、剥削人的东西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度，坚决反对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扫荡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35]

　　然而，就连参与样板戏制作的江青本人，也未必能根据这种“扫荡”理论，对“文革”中的戏剧和电影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解释。文化的承袭性，并不服从领导者的意志，样板戏不仅成为对以往戏剧艺术（其中也包括被江青划为“扫荡”行列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的继承方式之一，也联系着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的小说内容和表现手段。

参考文献：

　　[1] [法]米歇尔·福科《性经验史》，第一卷 “认知的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0页。

　　[2]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3] 黎之《“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国有！”》，《文艺报》1963年第9期。

　　[4] 张光年《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评格·丘赫莱依的影片及其言论》，《文艺报》1963年第11期。

　　[5] 同上。

　　[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8] 浩然《寄农村读者——谈谈〈艳阳天〉的写作》，1965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9] 同上。

　　[10] 王主玉《评长篇小说〈艳阳天〉》，《北京文艺》1965年第1期。

　　[11]浩然《寄农村读者——谈谈〈艳阳天〉的写作》，1965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

　　[12] 参见黄估中《一幅壮丽的画卷》，1964年11月29日《湖北日报》；张羽《阶级斗争的热情颂歌——推荐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新作〈风雷〉》，等等。

　　[13] 参见吴子敏、蔡葵《评〈风雷〉》，《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桑雁、吴绣剑《〈风雷〉有那样好吗？——读〈风雷〉有感》；丁志聪《对〈风雷〉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质疑》，《文学评论》1966年第2期，等等。

　　[14] 参见安学江《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1968年7月8日《人民日报》；胡修道《批臭〈风雷〉，粉碎翻案风》，1968年7月10日《新安日报》；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1968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等等。

　　[15] 转引自佘树森、牛运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9页。

　　[16] 参见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1965年11月25日《北京日报》，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1965年第12期《文艺报》。

　　[17] 参见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490页。

　　[18]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96—397页。其中邓小平的话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19] 李云德《沸腾的群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12月版。

　　[2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5页。

　　[21] 同上，第32页。

　　[22]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先发表于《收获》1965年7月号，同年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23] 《陈毅、陶铸同志在接见〈欧阳海之歌〉作者时谈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原载1966年2月26日《羊城晚报》，《文艺报》1966年第3期转载。

　　[24] 以群《共产主义英雄的颂歌——喜读〈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1966年第1期。

　　[25] 参见葛新生著《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2页。

　　[26] 以群《共产主义英雄的颂歌——喜读〈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1966年第1期。

　　[27] 参见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酝酿和创作》，《人民文学》1966年第4期，引文括号内文字为著者所加。

　　[28] 参见冯牧《文学创作突出政治的优秀范例——从〈欧阳海之歌〉的成就谈“三过硬”问题》，《文艺报》1966年第2期；郭沫若《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就〈欧阳海之歌〉答〈文艺报〉编者问》，《文艺报》1966年第4期。

　　[29] 参见《人民文学》1966年第4期关于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选载的“编者按”。

　　[30] 《“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启事》，《人民文学》编辑部1964年12月12日。参见1965年《人民文学》第1、2、3期封三。

　　[31] 参见姚文元《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1963年5月20日《文汇报》。

　　[32] 参见《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

　　[33] 毛泽东的批示当时没公开发表，1966年《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正式公开毛泽东1963年和1964年的这两次批示。

　　[34] 江青《谈京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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